美国正转变为中央计划模式 对抗中国崛起

亲中共的多维报道：如何对抗中国崛起？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正在写答卷；美媒发现，这份答案上，美国政府正在变成一直被自己声讨、谴责的样子。

奈特指出，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政府一直放手让自由市场和私营经济部门各行其道，认为这样做是鼓励创新、推动国家进步的最好办法，美国经济将因此稳坐全球第一的位置；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希望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或科技发展加以引导。

不过，眼下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原因在于，一个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产业正快速发展、战略由政府制定并正在竞争全球科技主导权的国家，正在对美国构成竞争威胁。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政府的原有做法正在发生改变，华盛顿正在婴儿学步似的、一小步一小步地逐渐向某种类似中央计划的模式转型（Washington is taking baby steps toward something closer to central planning），以便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的技术进展加以激励、引导和保护。

2012年2月14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会见美国副总统拜登。（Reuters）

2012年2月14日，拜登邀请习近平一起共进晚餐。（Reuters）

2011年8月17日，应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副总统拜登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六天的正式访问。这是拜登就任副总统以来首次访华。拜登和他的长孙女娜奥米（Naomi Biden）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同现身（Getty）

2011年8月21日，习近平和拜登一起访问了坐落在成都外的都江堰青城山高中，与同学们互动，拜登和习近平都为学生们在篮球上签了字留念。（Getty）

如何对抗中国崛起　拜登正在写答卷

美国政府的思路的确正在发生转变，对于前总统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来说，与中国展开对抗是一项重点工作，川普政府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科技公司TikTok等中国公司采取了许多主动进攻的做法。拜登在这方面的力度要差一些，不过看起来他对中国问题也很关注。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近期发布的《最终报告》（Final Report）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个委员会是五角大楼于2018年成立的，宗旨是对“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展开研究并制定相关计划以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报告倡议美国政府行动起来，对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关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几项具体建议包括在2026年之前实现人工智能研发方面的联邦非军费开支（Nonmilitary Federal Spending on AI Research）翻一番，达到每年320亿美元；提高美国半导体制造产业的实力；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搭建起一张全国性的网络。

在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和就业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围绕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建立一个在副总统领导之下的技术竞争力委员会（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Council）。

美国政府思路发生转变的迹象还不止于此。拜登2月24日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对半导体、药品、大容量电池和稀土材料等四类产品的供应情况进行核查。美国在这些产品的供应上对中国存在严重依赖，最近的芯片短缺问题就对美国的汽车产业造成了影响。

恐怕中国文化将被写进美国算法？

报告引述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央情报局（CIA）实施投资行为的In-Q-tel公司的共同创立者、风险投资家吉尔曼·路易（Gilman Louie）说：“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起来，中国就会超过我们，我们在这方面缺乏国家战略。”

吉尔曼·路易指出，问题不只是中国正在人工智能领域追上美国那么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项技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技术不只是与经济发展、生活品质和国家安全有关，它还是各民族国家都渴望获取的一种事关能否掌握自身命运的技术，它是美中两个全球性强国之间的一个竞技场。”

吉尔曼·路易认为，美国及盟友绝不能对中国这个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的人工智能技术形成依赖，“任何一个对人工智能技术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没有文化因素的参与，人工智能的算法是很难实现的，而西方民主国家和中国在一些关乎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

杨洁篪在现场发表讲话，首轮超时演讲长度16分钟，布林肯被迫喊媒体返场，展开了第二轮开场白反击。（Reuters）

美国批评家：要让右手知道左手在做什么

有人疾呼美国政府为转型快速行动，并给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这篇《最终报告》点赞，认为它也许有助于美国政府在制定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奥马尔（Hodan Omaar）是有行业背景的非盈利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下属的数据创新中心的一名政策分析员，他发表声明指出：“拜登政府应该立即拿出一份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项目清单并阐明自己在该领域的战略。”

有人谨慎观望。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Thomas Duesterberg）指出，“政府的思路的确在发生变化，这是很明显的。虽然自己很希望看到政府在国防科技领域增加支出，但是很担心支出的快速增长也许会遭到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用，资金最终反而被浪费掉。”

杜斯特伯格的建议是改变外因，“美国政府应该向中方施压，迫使中国遵守贸易规则；与此同时，美国还应该想办法反制中国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利用中国在维护个人数据隐私方面规定较少的环境获得竞争优势的做法。”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国际安全项目研究员林赛·谢泼德（Lindsey Sheppard）则警告称，如果政府政策突然发生变化，许多相关机构可能会无法适应，难以做到互相协调一致，“我们必须确保各相关机构、各行为主体和政府的政策能够形成合力同时向同一个方向行进，要确保让右手知道左手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