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如麻：华人在美国的狠人往事

提到美国华人，过度的“温良恭俭让”似乎已成为标签，彷彿被打、被抢、被歧视的永远是华人，而华人只会默默承受，逼急了才上街喊两句口号。

但其实一百多年前华人们曾给美国社会留下过令人生畏的西装暴徒形象。

1905年8月6日，纽约唐人街的中国剧院里正上演著一部颇受华人喜欢的粤剧《帝女花》。这是一个明末乱世中的皇家悲剧。

正当戏剧进行到高潮之时，四名西装革履的华人掏出别在腰间的柯尔特左轮手枪，对著看戏的人群疯狂射击。

当大批警察衝进硝烟尚未散尽的戏院时，杀手早已逃之夭夭，只留下几具尸体和一地弹壳。

被杀的是华人黑帮“安良堂”的人，而行凶的则是敌对帮派“协胜堂”的杀手。

像这样血腥的黑帮火并，在唐人街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发生枪战的纽约唐人街中国剧院。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的美国大都市，除了繁华还充斥著犯罪。

在影视作品中往往是爱尔兰帮和意大利黑手党大出风头，但是那个时代的美国黑帮中同样有著华人的身影。

华人帮派VS爱尔兰帮派。

虽然中国当时还处在晚清时期，但这些华人帮派分子们已经剪去辫子，梳上油头，穿上精緻的西装三件套行走江湖了。

最初这些华人黑帮乾的只是收保护费这样的生意，不过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既辛苦来钱又慢，显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

但是华人黑帮很快就找到了几个赚钱的营生。

首先就是开鸦片烟馆。

在国内饱受鸦片毒害的中国人，把他们高超的製毒技术又带回了美国，一个黑帮的地下烟馆每年能带来25万美元的收入，而当时一个华人劳工的月薪只有20美元左右。

其次就是开赌场。

华人赌场里有著摊番、牌九、白鸽票等众多玩法，对于当时缺少娱乐的华人来说，没有什麽比晚上去赌场试试手气更休閒的活动了。这些大大小小的赌场每月都要向黑帮缴纳费用，少则几十美元，多则几百美元。

有些黑帮还会经营一种跨国生意——人口贩卖与偷渡。

他们将自己的同胞卖到美国做苦力或者妓女，每卖掉一个人就能拿200美元，天底下大概没有比这更缺德的买卖了。

要支撑起这样的生意，需要有严密的组织架构。

从中国远渡重洋到美国定居的华人中不乏洪门三合会成员，他们直接将国内成熟的“组织管理技术”移植到了美国。

一个华人黑帮的典型结构。

而在街面上最出风头的就是那些刀口舔血的“红棍”与“四九仔”们。

20世纪20年代，警察突袭“协胜堂”缴获的各种武器。

每年从中国坐船去美国“淘金”的华人往往是出身于最底层的单身青年，而长达2个月的海上漂泊本身就是一场残酷的考验。运送华工的船隻通常条件极其恶劣，有20%的人没等见到自由女神像，就被扔进太平洋喂了鲨鱼。

那些活著上岸的华人就是黑帮打手的后备军。

绰号“素鸭”的麦世荣（Sai Wing Mock）就是当时纽约唐人街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黑帮分子。

这个身高不到1.67米的中国人穿著打扮与上流社会的美国绅士无异，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但是西装下面却常年穿著锁子甲。

他从一个底层混混干起，靠著心狠手辣，一步步成为“协胜堂”的大佬。

没人能说得清他究竟杀过多少人，但是他前半生始终是纽约法院的常客，而20世纪前20年里，纽约唐人街的所有血腥案件背后几乎都有他的身影，以至于每当唐人街出了命案，警察第一个问候的就是“素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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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P社为了尊重这个华人黑帮大佬，还将他做成了游戏《罪恶帝国》中的一个主角，拥有极强的团战能力。

任何一个黑帮的生存都需要两个要素，权力真空与保护伞。

当时的美国大都市犯罪横行，相较于他们的白人“同行”，华人黑帮无论是人数还是罪案数量都有著不小的差距，对于力量捉襟见肘的美国警察来说，华人并不是头号敌人，更何况唐人街里陌生的语言与複杂的文化更是让脸盲的白人警察头大。

而华人黑帮恰好利用了这种半自治状态下的权力真空。

当时的华人黑帮吃透了美国的政治规则，双管齐下搞定了保护伞。

首先就是搞定“条子”。

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司法环境不比现在，拿著微薄薪水的警察晋升极其困难，花钱买官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而华人黑帮看准了这一点，对警界人员大肆行贿，纽约市警察局的局长一次就能收到3万美元的黑金，这大概是他一年的薪水。

纽约华人黑帮控制的赌场甚至公开搞出了“赌徒联盟”，每年固定向警务系统输送300万美元的好处费，警察局直接成了发放赌场“执照”的机构。

1895，西奥多·罗斯福出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这个参加过美西战争的硬汉试图改革警察系统。虽然局长本人不受贿，但是手下的警察几乎没有一个乾淨的主儿。

警局里被收买的警察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往往睁一隻眼闭一隻眼，曾经有警察误把一家交过保护费的赌场当成了突袭目标，砸烂了赌场的门。

华人黑帮大佬一个电话打到警察局，警察竟然带著螺丝刀亲自去修门。

更要命的是，一个华人黑帮“安良堂”的堂主直接雇了他的侄子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法律顾问。罗斯福局长打击黑帮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安良堂总堂主司徒美堂（左三）与周总理合影。

旧金山警局的“唐人街小队”，破门用的斧子是必配装备。

华人黑帮的另一招就是走上层路线，搞定政界。

在美国，钱和枪或许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选票能解决所有问题。

“安良堂”在纽约的话事人、第一个在美国出任公职的华人李希龄就最为擅长此道。

李希龄

他经常在安良堂总部组织奢华的宴会，宴会上李希龄会一边吸著雪茄，一边向上流社会的权贵们解释他的政治抱负。

作为唐人街的领袖，他计划每年推动超过五百名华人入籍，并号召他们将选票投给乐于“照顾”华人社区的党派候选人。

安良堂旧址。

虽然1882年的《排华法案》让他的计划受阻，但是他依旧长期向民主党旗下的坦慕尼协会输送巨额政治献金，当然，如果共和党人的政策对华人更友好，他也会反向“押注”。

比如他曾在1888年为本杰明·哈里森的总统竞选积极助阵。

到了20世纪初，华人帮派在海外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势力，大到什麽程度呢，连赴美为革命筹款的孙中山都得跑去拜码头，不然就只能在餐馆刷盘子搞革命了。

而李希龄的混血儿子李锦纶，在革命后直接当了孙中山的祕书兼广东军政府外交部政务司司长。

1904年，孙中山加入洪门致公堂，身分是“双花红棍”。

但是，于革命“有功”的华人黑帮带给唐人街的最终却多是暴力、凶杀与色情。而唐人街本身，连带它的居民也成了美国人眼中脸谱式的形象。

一些白人混混甚至专职做起了导游，专门组织富裕阶层的白人来唐人街进行猎奇冒险之旅。唐人街的妓院、赌场和鸦片烟馆都成了他们参观的景点。

来唐人街“猎奇”的白人妇女。

华人在美国舆论世界中的形象是流动的，黑帮分子绝不是他们的第一张身分标签。

而“苦力”(coolie)才是华人在美国的第一个形象，也大概是美国人接触到的第一个中文词彙。

这一切都要从加州的淘金热说起。

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传教士把加州发现金子的消息带到了广东。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岭南地区已经打成了一锅粥。

一些胆儿大的穷人眼见就要活不下去，索性拼上性命，坐船到美国西海岸去淘金。

淘金热时期发了小财的华人矿工。

在今天的加州49号公路沿线，成功上岸的华人们搭起窝棚，开始了异国淘金之旅。

当时尚未出名的小记者马克·吐温就在报道加州的淘金者，他笔下的华人矿工和今天华人留给世界的印象差不多：勤奋、低调又温和。

那会儿的加州完全是丛林法则，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

为了争夺矿脉，白人经常驱赶华人矿工。华人和爱尔兰人之间还爆发过多次大规模械斗，华工每次都死伤惨重，但也第一次见识到了左轮手枪的威力。

当淘金热结束后，后续来到美国的华人开始加入修建铁路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大军，在这些地方，华人又一次展现了吃苦耐劳的品质。

华工不仅让太平洋铁路提前七年竣工，而且他们的薪水只有美国同行的三分之一，甚至比白人童工还低。随著华人的增多，旧金山、纽约等大城市里也出现了成规模的唐人街。

而这也就触碰到了白人的利益。

在冰天雪地中修太平洋铁路的华工。

彼时南北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先后发生了几次经济危机，大量涌入的廉价华人劳动力抢去了不少白人的饭碗。这些白人眼中留著“猪尾辫”、说著奇怪语言的“食鼠者”成了他们不幸生活的替罪羊。

很多人都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1882年《排华法案》，但其实在加州，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出台了法律，禁止公共项目僱佣华人。

那年头白人对华人的歧视比现在狠多了，而且是系统性的歧视，这也就意味著哪怕一个华人被白人当街打死，司法机关也不会在他身上浪费一分钟的时间。

残酷的现实让一些经过多年打拚，积攒了不少财富的华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不组织起自己的团体，在美国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于是各种以地域、宗亲为基础的社团就出现了。而且这些会馆还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六大公司。

“六大公司”后更名为中华公所，后来成为长期控制美国华人社团的幕后机构。

最初，这些团体还只是互助性质的组织，主要帮助新来的华人解决食宿、工作问题，偶尔顺便帮遇到麻烦的人打打官司。

但是很快，一些野心勃勃的社团首脑就开始谋求更大的利益，而这些社团则随之异化为血腥黑帮。

老实巴交的中国苦力剪下辫子，戴上礼帽，从此变身心狠手辣的帮派分子。

对于活在《排华法案》阴影下的几代中国人来说，生存是唯一的法则，而非选择。

当华人被系统性地排除到主流社会之外，留给他们的机会便少得可怜。

当淘金热褪去、太平洋铁路竣工，只有那些最低贱的工作才是缺少资本的华人的栖身之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苦力，洗衣房是华人为数不多能经营的合法生意。

即便是这样一个勉强餬口的生意，黑帮同样要插手，常见的手段就是让临近的几家洗衣房大幅降价，直到新来的洗衣房受不了价格战，屈从于黑帮的控制。

同时，1875年的《佩吉法案》名义上是阻止亚洲妓女入境，但实际操作中彻底堵死了华人女性进入美国，这也让唐人街沦为单身汉社区。

之后的《斯科特法案》又阻止离境的华工返美，这让不少华工彻底断了回国的希望。

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年华人黑帮只要掏出500美元，就能招募一个提刀赴死的杀手了。

有限的“市场”对黑帮自己来说也意味著残酷的搏杀。

“安良堂”的李希龄号称“地下市长”，“协胜堂”的麦世荣AKA唐人街领主。

两位大佬为了争夺领地，带领各自的马仔在唐人街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堂斗”，前后持续近二十年，每次都以数颗人头落地画上休止符。

当年《纽约世界报》绘製的华人黑帮交战示意图。

为了打垮对手，“安良堂”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大砍刀将对方的小弟大卸八块，双方都各自悬赏数千美元取对方的项上人头。

“协胜堂”甚至不惜藉助司法机构的手从外部整治“敌人”，而作为反击，“安良堂”每被警察查抄一次，就宰一个“协胜堂”的人作为陪葬。

虽然他们有著同样的黑头发、黑眼睛与黄皮肤，说著同样的家乡话。

1906年，在“春节行动”中被警察逮捕的华人帮派分子。

为了应对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六大公司”成立了战争董事会来调停各个黑帮堂口间的纷争。但华人黑帮间的衝突却始终无法彻底平息。

直到抗战爆发，“江湖中人”或者老去或者横尸街头又或者回归家庭，这些华人帮派才勉强学会了和平共处，而属于华人黑帮的“大时代”也彻底终结了。

曾经刀口舔血的华人黑帮，最终也逃不过风流云散。

混过黑道的孙中山曾经说：“中国四万万之众如同一盘散沙。”

反观今日，爬到上层的华人多半看不起下面的华人，技术类的移民想做个安分守纪的良民，然而在职场上依旧被人排斥，于是更加不热衷于争取政治权利。

当他们今天面对Asian-hate的逆流时，不妨看一看曾经的华人黑帮故事。

而如何整合属于自己的力量，这个问题就只能留给华人们自己思考了。

(设计/视觉 小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