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量级专家福奇转向 武汉病毒所再陷漩涡

       新冠病毒出自武汉实验室泄漏？许多专家曾经对这一假设不屑一顾，有的干脆把这种说法归入阴谋论。但是，现在，此说重新在美国掀起大波。欧盟美国要求对新冠病毒溯源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

　　美国食药监局（FDA）前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这样表述：“支持新冠病毒来自动物的人马原封不动，但是，认为这一病毒可能出自实验室的专家不断增加”。“一年前，支持病毒自然演化产生也就是由动物传人被视为最符合常识，因为这一情形是最可能的，问题是，这个动物是谁，到现在也没有发现。”

　　最惊人的变化可能来自拜登的卫生顾问，美国著名传染病学家福奇，他近日在PolitiFact新闻网站采访时改变了一年前否定“病毒来自实验室假设”的立场，在记者问到新冠病毒是否起源于自然演变时回答：“关于这一点，我不确定，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调查中国发生了什么，直到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非常支持任何关于病毒起源的调查”。美国『国会山报』5月24日形容：福奇的表态犹如投下了重磅炸弹。

　　直到数周前的3月26日，当年初离职的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对CNN表示，他认为新冠病毒是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并且于2019年9-10月开始蔓延，福奇反驳说“不太可能”，因为大多数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病毒属于自然传染。更早些时候，这位有威望的专家还表示，许多很有资历的病毒学家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完全符合病毒先在动物身上发生变异，然后再传至人这一特征。

　　福奇撂下重磅炸弹，以至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气急败坏，称现在改口支持对武汉实验室调查的美国科学家是一群“软弱的小人”，这篇5月25日发表的文章题为“他们，背叛了中国的科学家”。

　　问题是，到底谁背叛了谁？

　　风向为什么变了

　　星期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份尚未披露的美国情报报道说，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人员曾在2019年11月发病，病情严重到了住院治疗的地步，症状可与2019新冠病毒以及季节性流行病相仿。中国官方确认的新冠病毒武汉爆发事件是12月底，因此，武毒所三名研究人员患病的时间和求医细节，再度引发外界对武毒所的质疑。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驳该报道毫无根据。

　　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了2012年云南墨江一座铜矿中清理蝙蝠粪的六名工人感染类似冠状病毒的神秘肺炎，其中三人病逝。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后来在该洞采集了大量蝙蝠标本。其实法国『世界报』，美联社今年二月份都对这座蝙蝠洞进行了报道，更为戏剧性的是，在美联社记者准备到这座矿洞探访时，被化装成村民的警察挡住了去路。现在，这些矿工所患疾病，洞子里发现的病毒以及武毒所对采集标本的研究和2019爆发的新冠病毒之间有何因果关系，中方为何阻拦前往，也是一个很重大的疑点。

　　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后，国际社会要求派专家前往调查的呼声不断，中方一直不肯答应。差不多一年之后，中方最后同意由世卫专家和中国专家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即便是在这样一个中方主导的联合调查团，派去的外国专家回来后表示，他们所见到的都是中方愿意提供的材料，武汉病毒所并没有向他们提供原始记录，更不用说全部的信息资料。以至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记者会上都批评专家们调查时无法得到配合。

　　这次联合专家代表团在经过四周的调查后，联合报告称实验室发生泄漏事故“极不可能”，这一结论引发轩然大波。美国、欧洲多个国家对北京当局没有配合调查，没有提供全部信息表示“严重关切”，以至于被视为亲北京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必须就有关实验室泄漏的假说重新展开调查。

　　这次调查很快被国际上认为是一次不独立的调查，几个月来，不断有欧美科学家联名呼吁，5月中旬，又有15名知名科学家在美国『科学』杂志呼吁：我们需要对新冠病毒的来源进行真正的调查。专家们认为，不管是动物传染或者是实验室事故传染，两种说法都很重要，但是至今，没有对他们等同视之。

　　在星期一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74届年度大会上，多个欧美国家再次提出对新冠病毒重新进行溯源调查的要求。

　　武汉病毒所疑点重重

　　其实，中方前后矛盾的表态，以及试图掩盖，千方百计阻拦独立调查的努力，都是引起外界越来越严重怀疑的重要因素。

　　疫情爆发初期，石正丽也对是否是实验室传染有过怀疑。当年率领团队在云南蝙蝠洞采集标本的武毒所石正丽本人曾在去年4月27号接受『科学美国人』采访时说，2019年12月30日晚七时，她在上海开会的宾馆接到武汉病毒所领导的紧急电话后立即赶回武汉。当时，两名疑似萨斯病人的病毒检体已经送到病毒所。她一路上都不安地想：“是不是湖北卫生局搞错了？难道病毒来自我们的实验室”。

　　石正丽说她把病毒样本和实验室十多年来从一万五千多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比对检测，浏览过去几年实验室的记录，查核实验材料，尤其在废弃物处置过程中，有没有疏失。最后发现病人样本中没有一个与他们团队从蝙蝠洞取样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匹配，“如释重负”。

　　当然，石正丽解释这些是为了排除病毒来自她的实验室的可能性。但是，石正丽一开始至少怀疑过病毒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她的推测是，如果新冠病毒是自然发生，就该出现在蝙蝠栖息地云南、广西广东这些地方，而不是出现在武汉。但是，她的P4实验室有那么多的蝙蝠病毒标本，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如果武毒所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不向前来调查的专家提供原始记录以及相关研究的详细资料？

　　还有一个疑问是，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疫情后，5个月后找到了传染源果子狸，2019新冠病毒至今，为什么仍然无法从任何动物身上找到踪迹？

　　武汉病毒所的安全管理也曾被质疑，《华盛顿邮报》2020年引述美国内部外交电报披露，曾造访过武汉P4实验室的美国外交人员早在2018年就回报国务院，武汉病毒所的P4实验室“人员训练不足、有管理不善的安全隐患”。法国媒体也有过类似报道，帮助建设武汉病毒所的法国也对武汉病毒所的安全管理提出过疑问。

　　化解疑问的最好办法，开放并配合国际调查，尽可能提供原始资料，找到新冠病毒的来源。封锁遮掩只能使得疑团越来越大。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急需搞清楚病毒起源，目的并不是要寻找一个罪犯，而是只有在弄清新冠病毒来源后，才能有效防范新一次的新冠大流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