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奇邮件门应该引发全面调查

2021年5月26日，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听取对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医学研究的预算评估。（Sarah Silbiger/Pool/Getty Images）

专栏作家LLOYD BILLINGSLEY：“我只想代表我们的员工和合作者对你表达感谢，感谢你公开站出来声明，科学证据支持COVID-19病毒来源于从蝙蝠到人类的自然传播，而不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泄露。”

以上是英国动物学家彼特‧达斯札克（ Peter Daszak）于2020年4月18日写给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的一封电子邮件。这是《华盛顿邮报》，最近根据《信息自由法》(FOIA)申请获得的福奇众多电子邮件中的一个。即使进行了删减，这些邮件还是揭露了令人震惊的真相。

达斯札克是“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生态健康联盟”曾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获得37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在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毒所）研究蝙蝠冠状病毒。

福奇坚持认为，导致COVID-19的冠状病毒不可能是在实验室里人为操纵产生的，达斯札克就此发出感谢信。他将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泄露，或者是武毒所从事的危险的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研究的结果，称为“阴谋论”，功能增益研究使病毒更加致命和具有传播性。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化学生物学教授、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 (Waksman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实验室主任理查德‧埃布赖特 (Richard H. Ebright) 指责达斯札克与武毒所存在利益冲突。埃布赖特告诉记者，“世界卫生组织和《柳叶刀》的评论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调查。”

在2020年4月19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达斯札克告诉福奇，“在我看来，你的评论勇敢而可信，将有助于消除围绕病毒起源的荒诞说法。”福奇在4月19日回复了达斯札克的电邮，写道：“非常感谢你的来信。”福奇的电子邮件显然与他告诉公众的内容不一致。

福奇在2020年4月3日对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表示：“如果我们早知道病毒在中国就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我想其它国家可能会更迅速地采取行动，阻止从中国到他们国家的旅行。”

2020年4月18日，福奇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我们将共渡难关，感谢你的来信，尽管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疯子，但一切都好。”

福奇在2020年2月5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口罩实际上是为感染者准备的，防止他们将病毒传染给未感染者，而不是保护未感染者不被传染。”2020年2月7日，福奇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很多人戴着本不需要的口罩。”

福奇在2020年4月16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标明“阴谋论势头增强”，并链接到福克斯新闻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大流行起源于中国的一个实验室。第二天，在白宫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福奇说：“一群高素质的病毒进化学家”的研究证实，这“与某种病毒从动物身上传给人类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

2021年3月28日，福奇以类似的方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节目中，告诉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Margaret Brennan)说：“没有证据表明病毒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制造的。”2021年5月，福奇告诉记者，他“并不确信”COVID-19病毒来自大自然。这位拜登的顾问随后又改口说，病毒“极有可能”是“首先在自然界产生，然后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碰巧的是，目前的大流行并不是福奇第一次试图控制舆论，并攻击那些挑战政府权威的人。

福奇196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但他没有分子生物学或生物化学方面的高学历。1984年，福奇成为NIAID的所长，他认为艾滋病是由一种叫做HIV的病毒引起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教授彼特‧杜斯伯格（Peter H. Duesberg）没有发现任何科学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正如杜斯伯格在《发明艾滋病病毒》（Inventing the AIDS Virus）一书中解释的那样，HIV是“许多无害的过客病毒（passenger viruses ）之一，在急性感染期间不会引起临床症状”，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挑战HIV-AIDS假说的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凯利‧穆利斯（Kary Mullis）；哈佛大学前微生物学教授查尔斯‧托马斯 (Charles Thomas)；以及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罗伯特‧鲁特-伯恩斯坦（Robert Root-Bernstein），他是《反思艾滋病》一书的作者。

由于无法从科学上驳斥杜斯伯格，福奇竭力“封杀”这位杰出的医学家。1988年，PBS的“新闻一小时”节目派摄制组去采访杜斯伯格，但随后取消了采访，取而代之的是播放福奇攻击杜斯伯格的片段。

1989年，福奇在一篇社论中抱怨杜斯伯格的观点得到了太多的宣传。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早安美国》节目邀请杜斯伯格飞往纽约，进行采访。当天晚上，这位伯克利大学教授得到消息，采访被取消了。当观众收看该节目时，看到的是福奇。

1993年，福奇试图让美国广播公司《第一天》（Day One）节目取消对杜斯伯格的采访，但未获成功。1994年，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杂志节目《夜线》的主持人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同意给杜斯伯格一个讲解的机会，但当节目最终播出时，出现的又是福奇。

正如杜斯伯格所争辩的那样，福奇是“艾滋病思想控制”的政府喉舌。这位NIAID的老板现在是政府控制大流行思想的喉舌，辩称“没有证据”证明导致COVID-19的病毒是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实际上，证据一直在不断增加，并指向了武毒所。

除了NIH的资助，武毒所还接收了来自加拿大一个实验室的大量致命病原体。病毒学家邱香果博士从加拿大非法转移到中国的病原体包括：埃博拉马科纳株、梅菱噶株、基奎特株、科特迪瓦株、本迪布焦株、苏丹博尼法斯株、苏丹古卢株、MA-Ebov、GP-Ebov、GP苏丹、亨拉、Nipah马来西亚和Nipah孟加拉。这些都将有助于功能增益的研究。

(注：邱香果博士在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工作，2019年7月5日被加拿大情报部门以“违反相关条款”（policy breach）为由，对其进行调查。)

福奇的电子邮件应该启动对这位NIAID老板的全面调查，他是收入最高的联邦雇员。调查人员还应该披露（美国国家免疫与呼吸疾病研究中心主任、CDC的）南希‧梅松尼尔（Nancy Messonnier）博士的通信，她在2020年关于大流行的简报与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立场非常一致，而且她现在已经从CDC辞职了，她宣誓的证词也许会引发相当的兴趣。

彼得‧杜斯伯格仍健在，是安东尼‧福奇博士、国家卫生研究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很好的证人。这位资深病毒学家还可以对武汉出现的病毒进行专家分析，该病毒给全世界造成了如此多的死亡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