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共问题，美国会特别委员会打响第一炮

今年1月新成立的“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周六在纽约福建长乐公会门口举行集会，对中共在美的渗透活动拉响警报。加拉格尔说，将与各界合作，填补法律漏洞，制定一个联合战略来反击中共。

“我们越是谈论这个问题，我们了解的事件就越多。因此，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聚焦这些事件。”主持集会的加拉格尔站在华埠东百老汇街这个曾经的中共“警察局”（中国警侨海外服务站，简称海外110）门前说。

加拉格尔站在华埠东百老汇街这个曾设中共“警察局”（中国警侨海外服务站，简称海外110）门前主持集会。

这个新成立的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并就“中共的经济、技术和安全进展及其与美国竞争状况”提供建议。它没有立法权，不能制定或修改法律，但有权举行与其调查职能有关的各类公开听证会。

美国国会在1937、1938年曾调查反美活动（Un-American Activities），调查美国境内基于宗教、种族、颠覆性质，而采取暴力或武力的反美宣传活动。1938年针对纳粹德国设立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简称FARA），就是其中一帖排毒药，现在成为美国打击中共利用非牟利机构在美从事“长臂管理”的工具，但因存在许多漏洞，执行不力。

时隔86年，现在美国国会专门针对中共行使调查权，并“把反共的民意在街头表现出来，这是破天荒的。”哥大政治系比较政治专业博士王军涛说，这是新的重大变化。

他说，国会工作中的常设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行使不同的功能，特别委员会因应特别问题的解决而成立，搜集资讯、调查事实、研究、建议，而不会提出法案，但可以提供立法的动力，“因为特设委员会本身集中了两党的议员，他们可以把它传递到一些专业的常设委员会。”

委员会是国会中的主力（work horses），如同政治学家Woodrow Wilson在其经典之作“国会政府”一书中说，国会政府就是委员会政府，大多数的重要政治决策在这些“小议会”里彻底检讨。在国会山庄中，委员会掌握了决定政策的关键，它们是政治神经的中枢，搜集各种资讯，厘清各种法案的细节，并研拟对应的政策。因此调查听证会往往帮助立法机关去揭露问题的所在。

修复漏洞、识别中共代理人

针对《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漏洞，加拉格尔回应说，他在两年前就提出了修复FARA漏洞的立法（中共影响力透明法案），旨在弥补一个使中共公司的游说者能避开FARA注册要求的法律漏洞，现在正在修改这项法案，希望能得到更多的两党共同提案人的支持。

他说，前国会议员代表外国公司游说虽不违法，也是腐败。当他看到抖音（TikTok）、华为和中兴在美招募游说大军时，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对我来说，我们的法律显然不够强大。”加拉格尔说，他会推动对前国会议员为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外国对手进行游说的禁令。

被问及如何识别各种以非牟利机构面目行动的中共代理人时，加拉格尔说，这就“需要给FBI和情报界更好的资源来识别（中共）统战组织的工作，并挑出不透明的联系。实际上，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在了解中共方面的最大盲点。我们的情报界对中共统战工作的复杂度欠缺理解。所以我们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传唤与取证：证人披露新规

加拉格尔的团队已经在委员会成员中分发新的证人披露规则，要求证人披露他们的雇主从跟中共政府有关的实体获得资金的情况。

王军涛说，美国有两个派，反共的屠龙派，和亲共的熊猫派，听证会一般是双方都有人马作证，这个新的证人规则可能会导致美国智库、高等院校和公司所受的外国影响被大幅披露。

王军涛：“有的人打着别的名义，但是在背后有共产党的利益、监视和打击，听证要求你公布你的资金来源：你收入哪里来的？你回过中国没有？谁接待的你？你都做了哪些事情？去过天安门城楼吗？他马上心理上有压力，或者他就不敢胡说八道了，就是不要让亲共的人在这里（作证）搅乱视线。”

如果遇到证人为了保护他们的雇主不想到国会作证，委员会可以开传票迫使他们出庭，并进行这些披露。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说，美国的一些亲共的智库曾接受中共高官的亲属实习，这种利益冲突自然会影响作证者的倾向，原来美国人觉得无所谓不在乎，现在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