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三输”：媒体输了、民调输了、学者输了

　　中共官媒观察者网文章：在这场历史性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宣告作为大选风向标的美国主流媒体、民调数据和学者们纷纷失灵。

　　尽管这三个风向标各有失灵的原因，但都揭示出了美国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宣告“中立”的媒体

　　在这场大选中，美国主流媒体欠所有人一个说法，并且它们自身也在丧失发声的能力。

　　然而在本次大选中，《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为首的主流媒体，停止了多年以来对民主党的支持，并阻止继续发表任何对哈里斯的支持言论。表面上看这种做法是在坚持两家媒体声称的“中立”，但实际上这种毫无预警且强制转向的行为，更像是对特朗普的投降以及对其受众核心——中左翼民众的背叛。

　　对于本次美国主流媒体在大选预测结果上的失误，媒体评论人们给出了相当多的辩护。例如美国主流媒体过于依赖民意调查作为其预测工具、美国右翼选民对美国主流媒体的长期不信任导致调查困难、美国主流媒体喜欢在历史真空中夸大新闻以达到吸睛的目的，还有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对于新闻真相的威胁等等。

　　而美国左翼的批评者认为，媒体的“骑墙”主要错在其对两面主义的迷恋，也就是表面的客观，即使一个新闻的其中一面明显是虚假有害的，也值得同等重视。他们认为在一方积极破坏民主规范的情况下，强加虚假平衡无助于真相，反而会掩盖真相。

　　问题不仅仅是所谓美国媒体应该坚守何种新闻道德规范那么简单。事实上仍然愿意坚守这些规范的大有人在，因抵抗《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刘易斯放弃对哈里斯支持而辞职的众多资深编辑，正是这些价值的维护者。但是两家报纸背后的金主贝索斯和森雄的懦弱，则揭示出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媒体的独立性缺失与资本的逐利性。

　　尽管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这场大选中，主流媒体和其背后的金主表现得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如果过去的利益与民主党深深绑定，那么面对特朗普报复性威胁，主流媒体开始宣告中立，就意味着民主党的控制力在持续下降，至少面临特朗普威胁中的滔天愤怒，媒体们已经无法独善其身。于是只能由高层出手，强制划清界限以免引火烧身。

　　难以预测的民意

　　在大选结果出炉之前，几乎所有民调都宣称这场选举胜负难分，甚至相当一部分预测结果都指向了哈里斯的微弱胜利。然而早在2020年的选举中，就有批评者指出民调机构忽视了相当一部分共和党的支持者，特朗普的支持率被严重低估。

　　民意调查结果的失误存在多个技术性因素影响，也与本次大选跌宕起伏的投票环境有着直接关联1。首先是投票率问题，“特朗普旋风”唤起了美国中底层民众的投票欲望，并且这一群体并不是长期规律参与政治投票的人。民意调查人员很难估计哪些人口群体会参与，这些不定期选民也不适用于传统投票模型的推演。其中有共和党倾向的农村选民和长期对媒体持有怀疑态度的右翼民众，不愿意回应民意调查的抽样，这使得样本的代表性不足。

　　这一群体对于调查方法也有不同偏好，与传统的电话采访和线下采访相比，民调中在线调查方法的频繁使用，会忽视喜欢面对面交流或固定电话通信的选民意愿，而这正是保守派选民倾向的受访方法2。

　　此外，民调还面临着选民情绪的快速转变导致的滞后问题。重大政策辩论、候选人意外举动或新出现的问题可能会迅速左右公众舆论，影响早期调查的预测能力。本次大选中特朗普遭遇枪击、拜登宣布退选以及哈里斯和特朗普的辩论等大事件，都会导致选民在短期内情绪的快速变化，而这些变化无法在先前的民调中展示以及被预测。

　　民意调查面临着投票率预测不足、抽样代表性不足、不信任带来的数据收集困难以及预测滞后等问题。面对着极化的美国社会、更情绪化的民意和更复杂的形势变化，如果不改进调查方法和调整预测模型，将来的持续误判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复杂变化下的误判

　　对预测指标的路径依赖是学者们错误预判的主要原因，但也有学者指出不论预测结果如何，美国的民主都岌岌可危。

　　首先是被大资本和单一价值绑架的媒体和预测力严重下降的民调数据，这两大指标的失灵对学者的判断产生了误导作用。但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选举情势的戏剧性演变、选民们关注的重点议题分散化和被民意中被忽视的怨恨，从不同层面打破了学者们对于选举结果预测的常规判断思路。

　　从客观情势的变化上看，拜登宣布退选并提名哈里斯接任选举，对于学者们的预测模型而言是一个独特的新变量。哈里斯在竞选中期的介入，颠覆了模型对于选民忠诚度和议题重要性的假设，这种突然转变使得关键选民的情绪变得模糊不定3。

　　从选民关注的优先事项上看，相较于过去由少数几个议题主导辩论，今年的选举有相当一系列的议题都被选民赋予了高度重视，并且特朗普和哈里斯在不同的议题上占有优势。对多个议题的强调分散了预测的清晰度。

　　从被忽视的怨恨情绪来看，怨恨的情绪揭示了美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但现有的预测方法和调查模型却无法充分的捕捉。除了旧有的基于种族怨恨和地区的边缘化产生的身份怨恨，美国民众在选举中表现出的更为广泛的“厌旧”情绪更值得关注。

　　立场中左翼的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威廉·加尔斯顿（William Galston）表示：“我认为，特朗普得到了这种大众情绪的助力，人们认为美国的内外形势都在走向失控，这让他们更愿意考虑品尝一丝权威的滋味。”

　　也许人们不支持共和党，但人们已经厌倦了民主党的无能执政，为了“求新”而选择通过投票来控诉，甚至超越党派直指精英阶层，“华盛顿的精英控制着一切，人民的意愿被忽视了，这不仅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问题，而是华盛顿精英们的问题4。

　　新特朗普时代

　　此次大选前，福山在《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中，就表达了对美国民主制的担忧：“这届美国大选真正令人愤怒的地方在于，如此多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一场关于政策问题的常规选举，而没有注意到这是一场关于更深层制度危机的选举，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岌岌可危。这种对制度的侵蚀才是最具破坏性的事情。”

　　甚至连投票给哈里斯的选民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尽管特朗普会破坏我们现有的制度，但我觉得民主党执政期间整个民主制度在代表人民的方面相当失败”5。

　　特朗普的连任揭示了美国社会的几个深层次转变，而每个转变都对政治动态、社会凝聚力和制度完整性具有重大影响：

　　首先是传统媒体已经不再是影响选民看法的主要因素，因为特朗普的选民们大多都不相信主流的传统媒体。尽管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媒体与第三方机构对新闻事实的核查次数与力度前所未有的高，但比起虚假信息的威胁，社交媒体的部落化以及信任的缺失才是传统媒体面临的根本挑战，甚至他们还面临着自身内部的分歧和资本裹挟。

　　其次，泛政治化导致的怨恨情绪正在加速社会撕裂。“在今天的美国，有很多的人并没有被同处一个社会的另一群人看见，甚至从未有机会被看见；同时另一群人也无意、甚至厌恶看见他们。他们彼此之间虽然同处一个空间，同处一个国家，却彼此不愿看见，相互憎恶”。正如福山在他的承认政治中表示的那样，怨恨情绪与具体领域结合所产生的政治化行为，正裹挟着美国走向失控。

　　激起这些怨恨的原因有很多，在教育领域表现为迈克尔·桑德尔所言的优绩主义陷阱，美国教育的制度设计只是精英世代权力再生产的掩饰工具，却造成了个人主义和对自我能力肯定的幻觉，这使得建制派精英们进一步与底层社会脱节。在经济领域则表现为全球化与产业链外移，导致经济结构变迁下铁锈带和底层工人和农民的愤怒，这进一步促成了美国国内的区域分化和反城市情绪等等。

　　此外，民粹时代来临与民主规范破碎将深刻影响未来美国政治。特朗普的连任凸显了美国人对民粹主义言论的偏好增加以及对既有政治规范的抵制，未来的关键斗争将是特朗普所说的与他认为腐败的体制的战争，如果顺利的话特朗普及其政治统治将长达12年，美国将成为特朗普的美国6。

　　特朗普已明确表示计划通过重塑司法机构、以及加强民族主义政策，来推进其个人和政治议程。在司法和法律框架的转变上，特朗普的重塑计划可能导致司法系统向更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演变。这种转变有可能使保守的法律解释在几代人中根深蒂固，进一步分化司法系统，从而破坏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在社会政策上，特朗普则将沿着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路线，对生殖权利、性别权利和移民政策进行重塑。

　　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加剧、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衰落、民粹主义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律和社会框架的改变，表明美国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演变，内部分裂与右倾民粹主义的崛起，才是大选风向标失灵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