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投资学：川普生财术与新型态美式腐败

美国白宫日前公布最新财产申报，揭露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第二任期后短短七个月，已完成约690笔交易、购入至少1.037亿美元的公司与地方债，投资标的涵盖地方政府、学区、机场、公共事业，以及高通、家得宝（Home Depot）、T-Mobile 与 Meta 等公司债。申报资料显示，首笔交易发生在他宣誓就职的翌日，之后一路加码至八月初。这是前所未见的总统财富操作规模，也再次将“公私分际”问题置于聚光灯下。

形式上，川普并未违法。美国《联邦政府伦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1978）并未强制总统将个人资产交付“盲信託”（blind trust）。然而，自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总统大多选择将资产交付“盲信託”管理，藉此切断自己与投资细节的联繫，好让个人财富不至于因政策决策而获益。久而久之，这成为一种维繫“公共信任”的政治伦理惯例。川普却完全背离这条不成文规则，他延续“商人总统”的姿态，持续深度参与金融市场，而其投资标的又与联邦政策密切缠绕——从半导体产业、科技平台治理，到地方基础建设，几乎无一不落在白宫决策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当制度本应维护的“信任屏障”被拆解，总统的每一项决策都难免被怀疑带有个人及家族亲信的“荷包考量”。

政治经济学者麦可.强斯顿（Michael Johnston）近日在《外交事务》撰文〈新美式行骗术〉（The New American Hustle）指出，美国长期处于他所谓的“影响力市场”（influence markets）型腐败：政治影响力成为可合法交易的商品，透过游说、政治献金与人脉关係即可左右立法与监管。这虽不是赤裸的贿赂，但却让多数公民在政策制定中被边缘化，最终导致“监管俘虏”（regulatory capture）。

然而，川普的治理风格早已超越这种制度内的“影响力买卖”。他直接将官方决策个人化，让总统职位沦为私人交易的舞台。根据《纽约客》记者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 D. Kirkpatrick）的调查估算，自川普第二任期以来，他与家族从白宫决策中获利高达34亿美元，其中仅加密货币就佔23.7亿美元；此外，还包括卡达政府赠送的一架市值1.5亿美元的豪华专机，以及来自中东地区房地产与授权合作的超过1亿美元收益。

强斯顿批评，这样的情况已不再是制度缝隙里的“灰色腐败”，而是“官方巨擘”（official mogul）型腐败──政治权力与私人利益完全重叠，政治领袖把公器当私产，透过“合法外衣”下的不义操作巩固财富与权势。这种强人治理虽未必依靠暴力，却能靠制度漏洞、特赦、私人交易与政策优惠一步步把民主机制空洞化。

这一转向，也能从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印象指数”（CPI）变化看出端倪：美国在2014年得分为 74分、排名第 17；到2024年则跌至 65分、排名并列第 28。这不仅反映形象下滑，更折射出制度护栏正在鬆动。这不只是排名的下降，而是民主信任正在加速崩解的警讯。

  腐败与政治报复成为美国政治的日常

美国政治腐败型态的转变，伴随而来的还有执法机关的逐步退场。日前，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伊丽莎白.华伦（Elizabeth Warren）等人联名致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与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质疑司法部公共廉政处（Public Integrity Section）被掏空，FBI专责调查贪腐的部门则遭关闭并并入其他单位，形同向有意违法者亮起“绿灯”。信函同时点名，川普总统涉足加密货币、接受外国政府豪华专机、对大金主家属进行特赦等腐败争议事件，但联邦执法机构却选择性办案，甚至是不闻不问。与此同时，白宫主导的“武器化工作小组”（Weaponization Working Group）更公开表示要点名并羞辱川普政敌，跨越了水门事件以来司法部门恪守的红线。这种“放弃廉政—司法政治化”的双重趋势，将使腐败与政治报复逐渐成为美国政治的日常。

更令人忧心的是，曾在司法部公共廉政处任职的检察官形容该单位“缓慢而痛苦的凋零”，从30位菁英律师缩至“寥寥数人”，在黑箱中摸索，而各地政治任命的检察长（U.S. Attorneys）则有诱因以取悦白宫为目的，以司法手段追杀政治对手，导致“永无止境的报复循环”并非空穴来风。这些内部观察，与外部媒体对FBI华府外勤处把公共贪腐小组裁撤并合并到其他部门的报道互为印证。一旦廉政机制失守，外界对总统投资与决策是否存在利益纠葛的疑问，就难以获得制度上的检验与回应。

就任短短七个月、690笔交易、交易金额超过一亿美元，川普已经把白宫变成了自己的“投资教室”。（维基百科）

  白宫里的投资学

支持者会说：总统会做生意，国家就会赚钱。问题是，公共职务的正当性，不是靠“操盘绩效”，而是一种“信任契约”。川普购买的公司债，有相当比例来自受联邦政策直接影响的领域；地方债的偿付能力，亦与联邦补助、基础建设拨款与行政协调密不可分。总统的每一项政策，都可能被金融市场解读为“加持”“背书”或“示警”，“决策—投资—价格”三者就会形成因果互动链，让总统的私人荷包与公共权力藕断丝连。无须证明有意图，光是瓜田李下的利益冲突疑虑，就足以侵蚀制度信任。

这正是强斯顿所言“个人交易驱动官方决定”的危险：强人政治不一定靠暴力展现，它也可能透过私下交易、减刑宽免、公共工程标案、特赦，或是利用法律漏洞来达成目的。若然，美式民主不无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的可能。匈牙利总理奥班（Viktor Orbán）的案例显示，当权者可在维持竞选形式的同时，持续透过媒体箝制、划分选区、动员国家资源而掌控“赢者全拿”的长期优势。美国当前的政治形势，与此一路径愈来愈相似。

  生财有道，还是制度失道？

就任短短七个月、690笔交易、交易金额超过一亿美元，川普已经把白宫变成了自己的“投资教室”，示范如何在总统任内运用权力操控资本市场。问题是，检验一个社会是否民主的标准，从来不是“总统能为自己和家族赚进多少”，而在于“人民还能信任多少”。当廉政机制退场，个人交易绕过制度，领导人以一人意志与利害主导政策，总统个人的“生财有道”最终就会变成民主体制的“失道”。美国过去以规则与自我修复引以为傲，但如今必须回答更根本的问题：当总统自诩为市场交易高手，民主还能不能维持作为全民的共同事业，而不是少数权贵的财富游戏？

川普的案例提醒我们，总统的投资，不只是一个人如何管理财富的故事，而是整个制度如何应对“权力—资本”耦合的压力测试。对新闻媒体与学界而言，关键在于持续把具体事实与制度风险连结起来：例如，若总统或核心官员投资布局与政策范围高度叠合，社会必须有机会予以查核、公开揭露并要求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