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见闻札记》的主人公瑞普·凡·温克尔为躲避悍妻，藏身深山。沉睡20年后醒来，发现旧妻已故，老屋已成废墟，世间变化翻天覆地。英国社会学家、《解剖英国》等畅销书的作者安东尼·桑普森在时隔40年后再次对英国社会进行考察时，也同样感到恍如隔世：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革背后，左右英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发生
了根本变化。
曾是王者的天下
曾几何时，英国是王者的天下。王公贵族、大学、法院、教会等权力集团盛极一时，他们以血缘、学派和社会阶层为纽带，组成了一个统治集团，左右着英国的政治和文化发展。现如今，已没有人再谈论那个统治阶层。相反，上议院的公爵、伯爵们正面临着被“遣散”的命运；皇室成员的失败婚姻则被编成了肥皂剧在社会上公演；白金汉宫的后花园也成了流行乐队“摇滚”的舞台；甚至连一些英国小酒吧也纷纷改名字，不愿意再与王室的圣名沾边。
曾缔造了“日不落帝国”的英格兰人，如今在本土似乎也被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打败了。澳大利亚人、南非人、加拿大人突破英国的社会等级制度，在伦敦“攻城掠地”，直逼社会权力高层：南非人在商界、法律界迅速崛起；澳大利亚人打入传媒界；加拿大人康拉德·布莱克15年前便“占领”了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来自南非罗德西亚的戴维斯做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董事会主席，另一位罗德西亚人迈克尔·沃克则领导了英国的武装部队……
英格兰人长期据守的“阵地”似乎被入侵的“外敌”一个个攻破：埃及商人法耶兹买下了伦敦著名的百货店--哈罗兹；生于特立尼达的比尔·莫里斯在去年退休前一直领导着英国规模很大的交通及通讯行业工会；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英国人大多是犹太人；英国一半的大公司靠外国人经营；英国的银行多由北美人、苏格兰人或华人控制；甚至连英国的名牌大学也要邀请美国人来做校长，英格兰的国家足球队也要请瑞典人来担任主教练……
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伦敦从头到脚变成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据2001年的人口统计，在伦敦710万人口中，只有430万是传统的英国白人，其他人分别来自欧洲大陆、澳大利亚、亚洲、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在伦敦街头，在公交车上，到处可以听到外国腔、外国调，随处可以见到戴面纱的阿拉伯人或穿长袍的非洲人；一些繁华地段甚至集中了来自30多国家的餐馆。
所有这一切，对40年前的大英帝国的公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所有方面都被“打败”。不过，在现代英国人看来，这表明英国成功地适应了国际形势的变化，英国人也找回了自己固有的实用主义和宽容的秉性。英国人已摆脱了帝国后时期的悲戚心态，创建了具有连续性并充满活力的政治、经济体制，吸引了全世界的资本和企业到伦敦投资。同时，成千上万的外来移民也为伦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不过，这种国际化大都市的多样性需要统治层有超常的治理能力，才能使被统治者有归属感，使他们对英国的政府和法律充满信任。那么现在是谁在统治着英国呢？
主宰百姓命运的神秘人物
40年前，英国的统治集团一直是个模糊的概念，通常最多被冠以“他们”--那些主宰百姓命运的神秘人物。对这个统治集团最不客气的描述是“他们是靠同一学派、学院或家庭关系精心编织起来的阴谋集团”。这个旧的统治集团名义上是由开明人士组成的，目的是对“目光短浅”的独裁政府加以制衡。但这个集团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老式的大学、法庭、贵族议员、平民议员以及教会都有各自的活动领域和利益，许多人认为这种多样化有力地保障了英国的民主，并不知不觉地在统治集团中起到了分权作用。
英国的宪法不像美国的宪法对权力分配规定得那么清楚、明确，但长期以来英国人一直相信议会至上，议会可以为“目中无人的首相”设置障碍。上议院高级法官可以判决政府滥用权力，没有政府敢压制上议院的这一权利。上议院也可以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立观点，促使下议院重新审议。而王室则可借助王室的权威，在礼仪上极尽奢华，防止政府首脑“大出风头”。
因此，40年来英国统治集团好比是由一些大小不同的圆圈相交组成的一系列圆：每个圆代表不同的权力机构，他们在一个空旷的中心周围松散地相互连接。英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决定了英国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统治核心，大多数权力最终取决于设置和协助连接这些权力圈的人。
布莱尔：新集团的代表
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统治集团的概念仍相对模糊不清。但那些被排除在权力集团以外的人开始有系统地建立自己的集团，并努力使自己的集团比传统权力集团更有竞争力。新一代有抱负的政治家和商人，打着代表普通百姓反对特权精英阶层的旗号，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不久，新集团的活力就超过了旧统治集团。
英国首相布莱尔在1999年工党会议上许诺要与“保守主义、精英主义、旧势力”斗争，此后英国传媒因反对旧势力而获得了蓬勃发展，新闻界、艺术界和文学界无不如此。一些商人和广告商也迅速搭上了这趟“车”。新一代平民大亨出现了，他们将商业与传媒、政治结合起来，很快以金钱为纽带成为新的权贵阶层。
这其中，电视大亨的地位尤其突出，连政治家们也越来越依赖电视，并与新崛起的传媒界权贵们建立了联系。而旧的权势力量，如学者、贵族由于对公众失去了号召力而无力阻挡新权贵的进攻，对政府的制衡也开始削弱，权力因此开始向中心转移。布莱尔的崛起标志着英国权力集中的过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担任首相后，布莱尔仰仗自己的顾问团，很少顾忌旧的权势集团。他所在的工党在议会下议院占绝对多数，这使他敢于进行大胆的改革，而他要实现现代化的雄心，不可避免地要集中权力。
布莱尔和他的财政大臣布朗一直下决心建立一个以首相府和财政部为核心的“政府”。他们试图通过控制政府其他部门，进而对英国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控制，由此出现了教育部替学校决策、卫生部替医院制订目标、上议院高级法官告诉基层法院应怎样判决等“怪”现象。布莱尔是自前首相丘吉尔以来，对政府控制最严厉的英国首相。虽然他不比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更独断，但竞争对手、反对党和压力团体对他形成的挑战更小。
如今，英国权力中心的“圆圈”与40年前相比已有很大不同。王室、大学和外交家已被边缘化了。许多权力机构，包括议会、内阁、工会和工业界看上去“变小”了，法官、教授、常务秘书变得缺少安全感，神职人员则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相反，首相、财政部、国防部在权力中心的地位在提高。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银行家的支配地位日益显著，而传媒的手也伸得越来越长。
新权贵的颜色：金钱的颜色
同时，由于权力高层的竞争对手被边缘化了，所以社会观点的多样性变小了。一位已故的英国名记者2002年曾惊呼：“权力集团，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知识界的，全是一种颜色。”
这一颜色就是金钱的颜色。新权力集团的成员是为了追求个人财富、倡导发展资本主义、谋取利润才走到一起的。由于政府更多地依赖私人投资和政党捐款，政府部长和常务秘书们与银行家和公司老板们走得越来越近，权力的重心已由国会大厦转向了伦敦金融城。新权力集团越来越像一个由共同利益和契约联系起来的交易场所。
21世纪的英国新富现在看来更像100多年前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财阀。他们明目张胆地入侵旧贵族的“领地”，攫取名份和尊贵的地位。而在1914年到1990年的76年间，英国富人的势力和地位因两次世界大战而遭到严重削弱。直到冷战结束后，投资者才从全球化的过程中受益，并迅速崛起。
可以说，英国富人的政治环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宽松过。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政府是二战以来除撒切尔政府以外对大企业支持最大的政府。首相布莱尔一直注意避免提“不平等”这个字眼，并经常与商界人物在一起，甚至到富有的朋友家中度假。财政大臣布朗也从不在公共场合批评这些富人。
同时，这些富商和大公司也不再需要在议会或政府物色代理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在，一些富人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议会这个权力机构，如连锁超市阿斯达的前董事会主席阿奇·诺曼、洛锡安等，而亿万富翁、连锁超市塞恩斯伯里的老板塞恩斯伯里勋爵还担任了政府的科技部长。富人阶层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可以利用说客或压力集团，来推动政府减税或修改一些规定，而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则向政府明言，如果得不到政府的优厚条件，他们就将资金撤出英国。可以说，英国人对财富和商业投资越来越尊重是40年来英国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 (世界新闻报)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