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壮：伊朗为什么敢向美国叫板？

　　【万维读者网】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刊发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葛壮的分析文章：伊朗为什么敢向美国叫板？ 全文如下。


　　今年才刚开始，国际政治舞台就出现了不寻常的迹象，伊朗同欧美大国的关系，因核设备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而紧张起来。更让爱好和平的世人揪心的是，美国高层官员如国务卿赖斯等，公开表示伊朗恢复核研究的行动已跨越极限，国际社会必须将伊朗交由安理会裁决。

　　赖斯毫不掩饰希望伊朗受制裁的目的，而美国一些参议员甚至放言，美国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以遏制其核野心，但动武将是最终选择云云。

　　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便称伊朗核僵局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面临的最严峻局势。他主张制裁，认为即使将造成油价上涨，也是必须承受的后果。在他看来，假如出现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比美国选择军事行动还要糟糕。

“强国梦”是精神动力

　　伊朗方面，自从被人们普遍目为强硬派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当上总统之后，便屡屡以让国际社会瞠目结舌的话语表露鲜明的政治态度，诸如要把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抹去，以及干脆否认二战中纳粹对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为寻找这种说法的学理性支持，伊朗官方还在近日针对这一主题举办学术研讨会。德黑兰这么做，其实招招都是剑走偏锋，向国际社会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伊朗就是不买美国的账。

　　面对类似三年前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前的紧张局势，似乎战争阴霾再次笼罩波斯湾上空，而这回对面积有16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000万的伊朗来说，周遭的环境似乎比当年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更为严峻。

　　与之接壤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土耳其等邻国，要么直接让数十万虎视眈眈的美国大兵驻扎；要么就有可供美国这个国际宪兵直接调派使用的军事基地。加上伊朗已被美国总统布什视作“邪恶轴心”之一，早就有趁机拔除之意，诚可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让人费解的是，为何伊朗却偏偏在局势明显对自己不利时，还选择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叫板？　　

　　对此现象，国际问题专家多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分析。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不外乎从两方面切入：一是维系伊朗的精神动力是其“强国梦”。波斯帝国在世界历史上就曾长期扮演强者的角色。从巴列维王朝到“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对强国的觊觎，始终是伊朗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而对核能力的握持，则是实现民族希冀的重要保障，这也正是面对欧美大国要求其停止核开发时，伊朗举国同仇敌忾的原因。

　　二是支撑伊朗的经济武器是丰富的石油资源。由于伊朗掌控着这张足以使世界石油市场震荡的王牌，令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动武。虽说美国的显要人物也表示不惜让石油价格暴涨，并说对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有心理准备，但军事动武这步险棋，终究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想来这也是伊朗在外交上表现得如此强硬的底气所在。

　　客观地说，上述因素的确和目前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国际政治风云密切相关。但笔者以为，如果国际问题专家只把问题的症结剖析到这个程度就戛然而止，显然是不够到位的点评。

依循何梅尼的治国方针

　　事实上，伊朗在大兵压境、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依旧以硬碰硬地向美国叫板，在核问题上甚至不惜惹怒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完全表现出其不屑向西方国家妥协的立场，这与当年萨达姆借用法、德、俄等国力量来掣肘美国的做法大相径庭。

　　此外，内贾德总统还一再公然向美国在中东的密切盟国以色列挑战，甚至说出让国际社会惊愕的话语等等，都在于表明其外交作为是依循已故宗教精神领袖何梅尼的治国方针，刻意走这位大阿亚图拉所指引的“伊斯兰道路”而在外交事务上必然体现的执政风格。若要深层地看待这现象，还得从文化方面，尤其是与宗教密切相关的历史轨迹上去追溯。

　　自上世纪70年代，全球勃然兴起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和思潮。从1976年麦加首届“国际伊斯兰经济学会议”上发表的会议公报来看，与会穆斯林的语境已经微露端倪。伴随着伊斯兰教重新崛起，关于“人类的未来”之视野，不应只局限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两端，而是走伊斯兰的道路，建立寄寓着穆斯林理想的社会，成为穆斯林有识之士的首选。

　　这也是何以几年后，当震撼世界的“伊斯兰革命”于伊朗发生，其精神领袖何梅尼会喊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口号的原因。当时的美国被何梅尼形象地形容为大撒旦，在宗教热诚的强烈驱动下，美国驻伊朗使馆在1979年11月还受到激进学生占领。这些，使美国和伊朗结下了难以化解的历史宿怨。

　　至于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所表现的强烈反西方化意识，包括对西方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指责和抵制，也说明该国的执政者（大多为什叶派教士）十分反感西方文化对伊斯兰世界的渗入，并体现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敌视和抵制。

　　这种根深蒂固的敌对意识，通过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黎巴嫩及以、巴之间的军事冲突、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乃至迄今尚未全面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等，不断得到强化和加深。

　　而从宗教上讲，要求穆斯林誓死捍卫国土的“圣战”精神，更成为伊朗在外交上不向长期有意遏制自己的美国俯首称臣的强大支柱。

　　因此，在遭逢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打压的历史关头，有着当年“伊斯兰革命”传统和长期反美心态的伊朗执政者，特别是在伊朗社会历史上始终有举足轻重地位和发言权的什叶派教士，采取公然向美国叫板的做法，也是其必然的选择和反应。

　　在这当中，既有实现强国梦的抱负和政治期许；也有以石油武器作依托的实力后盾，更有宗教情怀和圣战精神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这点，还可从刚刚在大选胜出的巴勒斯坦哈玛斯组织，宣布永不承认以色列生存权上再次得到印证。那种把伊斯兰世界与欧美西方国家对峙的问题只定位在政治经济方面，或者片面地强调“都是石油惹的祸”，显然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和流于表面化。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曾在中国学界引发激烈的争议。许多学者虽未对此嗤之以鼻，但却认为只是美国冷战思维的延续，是为美国强权政治服务和张目的假说，为带有鲜明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

　　笔者以为，我们虽看到该理论所蕴涵的政治实质，却没有必要全盘予以否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该理论在解释日益复杂的国际冲突事件上所揭橥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断裂线”，恰恰为我们观察重大国际问题提供了特殊而有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