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特使甘巴里（Ibrahim Gambari）于11月3至5日对缅甸进行了近一个多月以来的第二次斡旋访问。他认为，缅甸形势近几周出现好转，军方已不再像9月下旬那样镇压街头示威者。他在11月13日向安理会通报缅甸情况时，促请各位成员国能给予更多时间，以便他的外交努力能够成功。
滑稽的是，当他在纽约汇报的同时，缅甸军政府正忙著在仰光等多座城市，展开抓捕异见人士的大规模行动。就在同一天，藏匿数周的知名女性活动家苏素内（Su Su Nway），在试图与刚刚抵达缅甸的联合国人权特使、巴西人皮涅罗（Paolo Sergio Pinheiro）会面时，被秘密警察逮捕。
在那几日前，缅僧联盟领导人甘比拉（U Gambira）也被当局抓获。他是9月僧人反政府示威的组织者之一，在活动遭到军队镇压后，不得不四处躲藏。他如今被控以叛国罪，将面临著终身监禁或死刑的命运。他的父亲与兄弟早已被军政府拘捕，而母亲与另外三位家人曾被军方审问。
仰光的目击者称，最近看到一些年轻人在市场散发传单时被抓。秘密警察持续在夜间与凌晨时分出动，突查居民住宅，并抓走所有嫌疑分子。
缅甸的这些情况，与甘巴里所说的形成了鲜明对比。11月8日，结束缅甸之行的他在新加坡表示，“我们正努力促使军政府与昂山素季进行对话。”他还带来了这位被软禁的反对派领袖的口信，说她随时愿与军政府合作，实现民族和解。她或许这么说了，但这并非她第一次作出如此表态。
自1988年8月15日起，昂山素季就一直呼吁与政府进行对话。当日，她联同其它民主派政客向当时的国务委员会秘书丁觉（Htin Kyaw）写了一封公开信，建议成立“人民协商委员会”，以解决困扰国家的政治危机。从1994年（即她首次遭软禁重获自由一年前）开始，她也多次同军方领导人会面商谈。
然而，问题在于昂山素季、联合国与缅甸最高权力机构“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SPDC）三方，似乎在自说自话。官方的《缅甸新光报》11月10日写道，“政府正一方面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也在致力于加快国家的重新整固。”
文章还说：“为实现向民主过渡，实施走向民主的七步路线图，并确保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政府已安排劳动部长昂基（U Aung Kyi）与昂山素季会面。”从这些文字看，局势并无取得任何进展。军政府提出的“七步路线图”，一直被认为是为军队继续掌权提供合法依据的幌子，而国家的重新整固和民族和解，根本是两码子事。
虽然甘巴里在安理会作报告时信心百倍，但他很可能会像多位前特使一样，无法促成缅甸局势向好发展。过去17年里，访问过缅甸的联合国官员最终均是无功而还。日本人绪方贞子（Sadako Ogata）是联合国派去缅甸调查人权问题的首位“独立专家”；缅甸问题还未解决，她却已擢升为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
1990年12月27日，她在提交给联合国难民署的报告中指出，“在5月大选中，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当选的国民大会代表们将起草一部新宪法，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新政府。然而，国民大会何时举行制宪会议，依然是个未知数。”
事实上，制宪会议根本没有召开。军政府大举逮捕民选代表，并在3年后成立了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制宪大会”。直至14年后的今天，缅甸才完成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也就是“七步路线图”的第一步。
1992年，联合国又提名日本人横田洋三（Yozo Yokota）担任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比“独立专家”高了一个级别。他撰写了几份重要报告，但1996年因“职业安排有变”及“对缺乏日内瓦负责人权事务人员的支持感到困惑”等原因，宣布辞职。
随后，前毛里求斯首席大法官拉拉赫（Rajsoomer Lallah）接手了这一工作，但他在负责这工作的四年里，缅甸政府却一直禁止他入境。时任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的迪亚兹（Jose Diaz）表示，拉拉赫对缅甸“束手无策并为此甚感沮丧”。
后来，巴西的法律专家皮涅罗（Paulo Pinheiro）开始担任这一职务。起初，他对前景非常乐观，尤其是在他获准与缅甸政治犯自由交谈之后。但他那相对正面的汇报，遭到了“全国民主联盟”的强烈批评。
2003年3月，皮涅罗在仰光臭名昭著的文山（Insein）监狱与政治犯交谈时，发现桌下被安装了窃听器，随即愤怒地离开了缅甸。此后，他也被禁止入境，直至最近才再次重临旧地；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他对缅甸政府的看法。如今，他已成为缅甸军政府的主要批评者之一。
到后来，缅甸问题特使不再由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派出，而是由秘书长直接任命。从1995年2月至1999年10月，秘鲁外交官索图（Alvar De Soto）先后六次访问缅甸，但毫无建树。2000年，马来西亚外交官伊斯梅尔（Razali Ismail）担任该职。上任之初，他同样以为有能力说服缅甸军政府，促成它与国内外反对派之间的合作。
伊斯梅尔在2001年11月表示，“相信不久将取得重大成就”。在他的斡旋下，昂山素季第二年获解除软禁。受此鼓舞，他兴奋地说：“我为她和缅甸而感到高兴。我们要给予他们时间，不要操之过急。我认为，军政府有决心完成向公民社会的转变。”
然而，期望中的进展并未出现。2003年5月，昂山素季的车队在缅甸北部的迪巴荫（Depayin）遭到军政府支持的暴徒伏击，众多的死伤者中，还包括多位“全国民主联盟”的成员。昂山素季九死一生，随后被带回仰光的住所，软禁至今。
2006年1月，伊斯梅尔因连续两年被拒绝进入缅甸而辞职。不过，他的缅甸之行并非毫无成绩。伊斯梅尔在担任马来西亚政府公务员的同时，还持有IRIS Technologies公司30%的股份，在访缅期间，他成功地与军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为缅甸供应带有生物识别技术的高科技护照系统。
伊斯梅尔这做法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呢？联合国官员认为没有问题，并解释说，他与联合国之间签署的是兼职合约，对他的商业活动并无限制。
然而，正由于国内缺乏透明度与问责制，也没有任何调查性或批评性的媒体，缅甸是私人企业做生意的好地方。更有一些驻缅甸的联合国官员与外交官，甚至利用外交渠道，走私古董及在黑市上售卖免税商品。
透过玩弄联合国于股掌之中、偶尔给予国际社会一些虚假的希望，缅甸军政府为自己赢得了大量时间，从而顺利完成了对政治根基的巩固。作为伊斯梅尔的继任者，甘巴里也继承了联合国诸位官员的“传统”，即先是信心满怀，最后空手而回。烟消云散之后，缅甸的局势仍在原地踏步。联合国或许会再派一位特使或报告员，但也许仍难以摆脱这可怕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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