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起源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它其实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地缘政治、经济危机以及历史上的特定历史人物的作用等等。单一因素不可能引发遍及全球的战争。同样，单一因素也没有力量阻止全球战争的爆发。现代社会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科技的巨大力量。但是始终不要忘记，人是战争中的主体。科技的出现只是改变了战争的手段，而并不能改其实质。牢记克劳塞维茨对我们的教训：战争只是政治另一种手段的延续罢了。------
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由此带来的新军事革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运用于军事领域，“非正规作战”（Unconventional Operation）纳入战争，非致命武器（Nonlethal Weapons）走上战场，导致战争演变得空前惨烈，战争内涵和外延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
可以预言：传统意义的世界大战再也不会发生了。这是因为，世界大战爆发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必然性，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世界社会发展出现了帝国主义，这些国家统治集团具有扩充领土、掠夺财富的天然本性，他们具有相互对抗的经济、军事能力，在侵略扩张过程中出现了瓜分殖民地不均等重大矛盾冲突，当时科技发展又处在早期工业化时代的水平状态，最终必然导致世界大战的发生；偶然性，是指世界历史运动总的趋势是不断消除发生世界大战因素的，世界范围内的反战力量、和平力量逐步上升、日益强大，由于战争内在规律的作用，世界大战发生概率极低，低到微乎其微的程度。
二战中被遗弃的德军坦克
现在以至未来，我们面临的是信息化战争，这与以往的战争显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和概念。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世界大战是机械化战争时代的特殊产物。此前的很长历史时期可能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某些因素，但由于任何国家和集团都不具备发动世界大战的能力，那时武器装备还未发展到足以在世界范围大规模作战的水平；人类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遏制世界大战的因素空前增长，特别是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带来的远程、精确作战能力，使得霸权主义（侵略者）无需通过大规模、持久性的世界大战即可达成其战略企图。由此可见，冷热兵器时代和信息化战争时代都不可能发生类似一战、二战那样的世界大战，即使发生核战也不会导致那样的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历史将一去不再复返。
但是，这并不等于战争危险消除了，相反地，局部战争将频频发生，其危害也相当大。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讲，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相比，战争准备没有根本性区别，战争带给它的牺牲、代价和灾难将是同样的巨大和深重。如果信息化战争得不到正确运用，它对社会的危害将是难以估量的，人类历史上任何形态的战争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由于新型武器的效能不断增强，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突出。且不说一旦爆发核战争将使人类面临灭绝的危险，即便是不加限制地使用常规武器，其造成的破坏也是十分惊人的。
在现代高技术的推动下，一些常规武器已具备与小型核武器相当的杀伤破坏效应，如部分精确制导武器、高爆子母弹药、燃料空气弹、生物和化学武器等。现代局部战争反复向世人展示了其巨大的破坏性：一枚导弹击沉一艘现代化战舰，一颗炸弹毁掉一座坚固的高层建筑，一场战争使一国或几国千疮百孔、几近崩溃。冷战期间爆发的局部战争，造成了2000多万人的死亡，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人数更是不计其数。以往人们总是用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来判断国家的安全度，如果今天仍然抱着这种观念，那将是极为有害的。
那么，为什么世界大战不再发生而局部战争却连绵不断？具体地讲，主要因为：
未达到全面战争、不包括偶发事件的武装冲突，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军队公开进行的交战。”随着越南战争爆发及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和付出的沉重代价，美国进一步加深了对“有限战争”的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又提出将战争划分为高强度、中强度、低强度战争的理论，认为中、低强度战争具有“有限战争”的性质，尤其对低强度的“有限战争”理论情有独钟，不断把它运用到实战中。
随着“有限战争”实践的发展，其理论的内涵也在扩大。1993年美国陆军《作战纲要》即把“有限战争”定义为“除全面战争以外的武装冲突”。这种“有限战争”实质就是局部战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了其战略利益，以强凌弱，不断加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控制，对外军事干涉也呈上升趋势，公开和直接对别国进行军事干涉，甚至进行旨在推翻别国政权的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发达国家在推行其价值观的强权政治进程中，除了不断发起“和平演变”攻势并频频得手之外，对一定时期“和平演变”不凑效或进程缓慢的，则采取操纵“军事政变”或实施“军事裂变”的战略策略手法。
所谓“军事裂变”，即采取武装干涉以及战争的手段，推翻他国政权，导致该国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剧烈、重大变迁，这种进程和结局就是“军事裂变”。自1991年以来，美国以各种借口先后对外军事干涉达40余次，其中对他国进行强力武装干涉就有11次。这包括：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2—1994年的索马里行动；1993年1月对伊拉克的空袭；1994—1995年出兵海地迫使军政府下台；1995年空袭波黑塞族；1996年9月对伊拉克进行导弹袭击；1998年8月对阿富汗和苏丹的导弹袭击；1998年12月实施“沙漠之狐”行动；1999年率领北约军队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等。在这些局部战争中，多数都带有“军事裂变”的战略企图。
二战中美军使用的坦克战车
（一）战争历史演进使然
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空前浩劫使人们刻骨铭心，具有巨大毁灭性后果的核武器的降生使世人不寒而栗。战后，世界大战成为判断、区分战争规模和性质及安全形势的参照物，进而成为各国战争准备的主要依据。然而，世界总是发展变化的，战争也是如此。
普鲁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战争受时代条件的影响，战争是发展的，人们对战争理论及战争概念的认识也是发展的，根据不同时代特点和不同时代的战争与实践，深刻认识战争概念，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威胁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据瑞士计算中心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的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了14513次战争，平均每年3次，因战争死亡的人数达36.4亿。这期间只有292年没有战争 。据史书记载，仅中国春秋战国500年就发生大小战争及军事行动660次。美国学者昆西·赖特在他的《战争研究》一书中引证了一个不完整的统计，表明从1100年到1938年的838年中，仅欧洲发生的“较大战争”就达4452次。16、17两个世纪，主要欧洲国家约有65%的时间正式处于战争状态，只有35%的时间为和平时期。
上述国家在18、l9、20世纪不断对美洲、非洲和亚洲进行“殖民远征和干涉”，“欧洲主要列强即使是20世纪也有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和平时期也就很少。“一向标榜爱好和平的”美国，在它的“全部历史”中只有20年时间没有动用其陆海军从事作战行动。但从上述世界上爆发的各类战争看，除世人公认的两次世界大战外，其余均可称为局部战争。
二战结束后，虽然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局部战争却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战后初期，美国仍坚持大战思维，积极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并同苏联产生尖锐战略摩擦。但由于军事力量的限制，害怕同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而以冷战对峙。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立即武装干涉，大举侵略朝鲜，引发了战后世界第一场大规模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不敢贸然把战火扩大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朝鲜以外的其他地方。因为，美国要力避与苏联直接相撞，同时又在战场上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
这场战争成了美国实行局部战争的转折点。1951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把朝鲜战争称为“有限战争”。这一理论，对尔后的局部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4年美国国防部《军语及有关术语词典》给“有限战争”下了一个定义：“指规模未达到全面战争、不包括偶发事件的武装冲突，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军队公开进行的交战。”随着越南战争爆发及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和付出的沉重代价，美国进一步加深了对“有限战争”的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又提出将战争划分为高强度、中强度、低强度战争的理论，认为中、低强度战争具有“有限战争”的性质，尤其对低强度的“有限战争”理论情有独钟，不断把它运用到实战中。随着“有限战争”实践的发展，其理论的内涵也在扩大。1993年美国陆军《作战纲要》即把“有限战争”定义为“除全面战争以外的武装冲突”。这种“有限战争”实质就是局部战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了其战略利益，以强凌弱，不断加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控制，对外军事干涉也呈上升趋势，公开和直接对别国进行军事干涉，甚至进行旨在推翻别国政权的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发达国家在推行其价值观的强权政治进程中，除了不断发起“和平演变”攻势并频频得手之外，对一定时期“和平演变”不凑效或进程缓慢的，则采取操纵“军事政变”或实施“军事裂变”的战略策略手法。所谓“军事裂变”，即采取武装干涉以及战争的手段，推翻他国政权，导致该国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剧烈、重大变迁，这种进程和结局就是“军事裂变”。
自1991年以来，美国以各种借口先后对外军事干涉达40余次，其中对他国进行强力武装干涉就有11次。这包括：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2—1994年的索马里行动；1993年1月对伊拉克的空袭；1994—1995年出兵海地迫使军政府下台；1995年空袭波黑塞族；1996年9月对伊拉克进行导弹袭击；1998年8月对阿富汗和苏丹的导弹袭击；1998年12月实施“沙漠之狐”行动；1999年率领北约军队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等。在这些局部战争中，多数都带有“军事裂变”的战略企图。
（二）国际战略格局转换所致
局部战争根源依然在于霸权主义存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历史反复证明，当一个国家立志要超越其他国家，成为不受约束的霸权时，国际上其他的力量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与之相抗衡的力量。现在，国际政治力量多元化的趋势尤为突出。
其中，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是国际政治格局中十分重要的行为者。作为兴起的国际力量，这些国家或国家联合体虽然不会在短期内超越美国，却能缩小同美国实力的差距。他们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的限制或打压。但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力量会以不同的方式抵抗美国的束缚和压力。这种发展趋势将丰富和完善国际力量的多元性和平衡性，阻止单极霸权的发展。
事实上，美国正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不能在国际上为所欲为，更不能主宰世界。当前，世界多极化进程呈强势发展，美国单极独霸战略受挫。不过，美国仍凭独超实力加紧推行单极战略攻势，对多极化进程构成严重挑战。世界多极格局的形成又将是一个充满曲折起伏的漫长过程。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 。这是对当前世界战略格局的科学判断和精辟概括。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朝着非战方向解决，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
查尔斯·库普乾认为，美国的霸权的绝对优势是当前国际格局的重要特征，强调“全球体系的唯一界定因素是实力的分配，不是民主、文化、全球化或者任何其他东西。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一个只有一个权力之极的世界。而且，它是美国的单极世界。此时此刻，根本的、无法回避的地缘政治特征是美国的主导优势地位”，“但问题是，美国的单极时刻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不稳定不会持久”，“其他力量的崛起、美国的式微，以及美国单边主义式的国际主义，将共同使美国的单极时刻成为昙花一现”。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主要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有较量也有妥协，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牵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清晰。这种多极化不同于历史上的列强争霸。经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和一次冷战的殃害，当今的多极化趋势反映了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
世界多样化的发展是一个抵制乃至消除世界霸权、强权政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总体看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但在抵制和消除世界霸权、强权政治的过程中，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家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因此，称霸与反霸成为诱发战争的主要矛盾。战后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战略格局由量变到质变而引起政治力量的严重失衡，从而导致战争的频繁爆发。
20世纪60年代，世界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出现的多极化趋势与“大三角”格局对两极格局产生有力冲击，此间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比较频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向多极化格局转换时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非传统安全威胁明显上升，并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交织。这一时期成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多发期。但是，交战双方的最高决策当局和军事统帅都必须充分考量对方的实力、潜力和国际国内舆论以及战争后果，因而十分注意能动地把握整个战争进程和战争强度，严格控制战争的扩大和升级，尤其控制全面战争的爆发。
相对稳定的国际战略格局有助于维护和平与安全。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来，战后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两极格局被打破，开始向“一超多极”的新格局演变。美国凭借自己的雄厚实力妄图独霸世界、建立“单极世界”的新帝国思维激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世界多数国家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颇为不满，并抱有戒心。
在反恐、对朝等重大问题上，各大国的立场也存在很大分歧。俄、法、德等国担心美国单边主义得逞，日本、印度、巴西、德国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也反映了多极化与单边主义的交织和较量。应当看到，在新的国际格局形成过程中，各国利益交织，关系复杂，但又与冷战期间“北约”与“华约”两大战略联盟之间存在的尖锐对抗性矛盾有所不同，因而仍能保持相对和平的世界局势。苏东剧变前，在联合国160多个成员国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24个，占全球总领土不到10%，占世界总人口10%稍强，但占世界工业总产值50%以上；而13个社会主义国家占全球总领土的26.2%，全球总人口的32.1%，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近40%。冷战时期，美苏对峙，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没有发展起来。冷战结束后，“华约”、“经互会”消失，世界大部分主要国家均以对美关系为轴心来调整对外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俄美关系的调整。俄美签署削减地区性战略性力量；俄允许美战略力量插入自己传统的战略地盘中亚至高加索一线，撤除在越南金兰湾和古巴的监听站等。
从此，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才在全球发展起来，美国仅收获和平红利就达1万多亿美元。从根本上说，美国20世纪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主要并不是因为其新经济即信息经济的发展，而是得益于其西化、分化苏东得到的暴利。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霸权主义仍是战争主要根源和安全主要威胁。因此，必须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发展，努力建立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
美国空军B-2战略轰炸机
（三）世界地缘政治影响
从公元前1000年以来，列强的霸权争夺和海外殖民扩张使欧洲成为主战场，造成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战争多发。其他大陆上爆发的战争也与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有关。如希腊与波斯在东地中海的争霸、罗马迦太基对西地中海的争霸，近代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一系列争霸战争。1840年后东亚的主要战争多因帝国主义侵略引起，如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国抗战和太平洋战争，等等。
冷战时期，美苏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虽然都避免直接军事交锋，但却不遗余力地展开对“中间地带”的渗透和争夺，造成地区冲突和战争接连发生。二战后局部战争主要集中在战略地位重要、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世界中间地带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冷战后则集中在巴尔干和中东等地区。这些地区，战略资源十分丰富，地缘政治十分重要，是霸权主义和地区大国角逐的主要战场。北非、中近东、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中美洲、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局部战争的高发区。
其中，北非、中近东、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等战争高发区位于亚欧大陆南部和东端，形成从直布罗陀海峡经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到朝鲜海峡的局部战争沿海多发带。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阿尔及利亚反法解放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均位于这条冲突带上。战后，亚、非、拉国家的广大人民纷纷觉醒，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蓬勃展开。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一些热点地区,由于领土资源和民族宗教等历史遗留问题比较突出，矛盾经常激化，加之外部势力插手而战乱频繁。英国学者研究认为，在亚洲和中东爆发的战争持续时间长和造成伤亡大。（ [英]戴卫·佩普勒和阿朗·詹金斯：《和平与战争的地理》（The Geography 0f Peace and War），伦敦:巴斯—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四）战争制约机制形成
人类社会相互依存性正在不断增强，世界上任何地方燃起战火，其利害关系不仅涉及某个地区、某个国家，而且往往牵涉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甚至影响到世界的安全与稳定，都会引起国际的关注和反应，甚至形成对战争的多元限制。即使军事强国及其军事联盟，也不能毫无节制地、随心所欲地运用战争手段。因此，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社会、组织和舆论的制约。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在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调解争端等方面，形成了一定权威的法律和程序规范，包括战争法的国际法体系正在日趋完善，国际社会控制危机的机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扩散的机制更加成熟，从而对战争的约束力增大了。这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难以逾越的障碍。联合国及其宪章作为治理国际社会的权威机构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法理准则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公认和遵循，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任何国家为了其自身利益，不能也不敢完全绕开联合国自行其是，更不可能毁弃联合国和现存的国际法另搞一套。这有利于制约单极与多极矛盾的恶性发展。战后，以调整国际社会各国相互关系为目的的国际法逐步形成，这些规范在遏制战争、维护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5年签订的《联合国宪章》，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成全世界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规定了联合国本身及其会员国应遵循的原则：会员国主权平等；善意履行依照宪章所承担的义务；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对联合国依照本宪章而采取的行动，会员国应尽力予以协助；保证非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
1966年制定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它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规定：外层空间应专用于和平目的，禁止将载有核武器或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放置在环绕地球的轨道或安置在外层空间，外层空间不应用于任何军事目的。还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都对各国处理相互之间关系具有行为规范作用，从而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确立了准则和制度。这些以及今后还将制定的各种国际法都应为我所用，使新型安全机制建立在国际普遍认同的准则和秩序基础上。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特别是战后崛起的第三世界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直接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反霸、维和、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是维护和平、遏制战争的最主要力量；同时，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灾难的广大东欧、西欧国家人民也是遏制战争的重要力量。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等跨国区域性组织的安全机制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强。如联合国在敦促超级大国裁军、反对侵略、调解危机等方面，就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不愿受到联合国的约束，多次绕开联合国，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对别国动武，粗暴践踏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这也说明联合国安全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还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必须依靠联合国广大成员国的力量，加大联合国改革力度，切实加强国际监督以及对战争罪犯的惩处，真正提高其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安全的能力。
要看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联合国依然是新型安全机制运作中始终要依靠的不可替代的极为重要的力量。同时，现代传媒技术飞速发展，战争透明度大大增加，使得民心向背和国际舆论对战争的制约力也显著增加。历史上的战争特别是一战、二战的惨痛教训，使世界人民懂得远离战争、珍爱和平。在近几场局部战争期间，世界反战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包括法、德、俄和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赞成美国对伊动武，国际社会有组织和自发上街游行示威、强烈表示反战的达2000多万人。这表明，国际社会在防止大战爆发上已形成比较有效的制约机制。但是，这种制约机制还很不完善，在防止与限制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上还显得不够有力。
（五）力量不对称的结果
经济技术力量不对称使强势国家发动战争的概率大大增加。在国际社会矛盾斗争和竞争中，力量对比形成“绝对差”，是强势一方将战争由战略企图付诸军事行动的前提条件和关键所在。所谓“绝对差”，是指交战双方在经济、军事、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实力上的大比例、大跨度的差距，力量的悬殊显现出绝对的“非对称”、“非均衡”性。事实表明，这种力量上的失衡使实力强大的一方能够较清楚地预见战争的胜利。侵略者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往往是指向抵抗力极小的地域。
比较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场大的局部战争，可以发现，往往是发达国家和比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战争，交战双方的经济技术实力对比十分悬殊，或经济技术具有严重不对称性。正是这种不对称性，使得强势国家利用战争工具的概率大大增加，从而带来了局部战争的易爆发性。
富勒认为，战争自古就是武器的较量，胜利的取得百分之九十九在武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战争似乎印证了富勒的观点。以科索沃战争为例，在这次战争中，交战双方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经济实力。战争的胜利必须建立在客观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因此，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优劣对比，决定了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大小。北约动用了2000多架最先进的作战飞机，两个航母战斗群，大量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远程巡航导弹、联合防区外武器，动用了50多颗卫星，以及各种先进的航空、电子侦察和通信手段。
北约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大量使用高、精、尖武器装备，主要就是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世界银行按汇率计算，1997年世界总产值是29.9257万亿美元，其中美国7.6901万亿美元，占25.7%;美、英、法、德、意五国国内生产总值约14万亿美元，占47%。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拥有的绝对优势的武器系统，是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军事投入为基础的。
与北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联盟是一个仅1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170亿美元，国防预算11亿美元。这样的经济实力和军事投入，决定南联盟不可能具有与北约抗衡的武器系统。直到战争爆发前，南联盟仅有性能较为陈旧的坦克420辆，战斗机170架，其中只有15架米格-29能对北约性能先进的飞机构成威胁。北约与南联盟经济实力和军事投入悬殊，导致双方武器系统上存在“隔代差”，从而决定南联盟在军事上无法构成与北约对抗的条件。由此可见，信息化战争对经济的依赖不断加深，经济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大。
信息化战争的伤亡率大大降低，也使得技术优势一方对发动战争变得更加轻率。过去的战争主要是地面进攻，是兵员之间的直接对抗，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然而这种战争使人员伤亡十分巨大，也往往使许多政治家难以承受。但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与传统的“诺曼底”式的大规模地面部队率先决战的战法有了很大不同，高技术武器的发展使战争成为一种非接触性战争。传统战争是以使用机械化的和大量消耗性的武器装备为主，信息化战争则以使用智能化的和精确制导性的武器装备为主，它要求由灵活的“大脑”（计算机指挥中枢）、敏锐的“眼睛”（侦察预警系统）、健全的“神经”（通信指挥控制系统）和准确有力的“拳头”（精确制导武器）等构成反应快、精度高、威力大的高效能现代武器系统。
由于有了先进的指挥控制系统，使多军兵种联合作战协调、灵活、有效地进行；部署于多层空间的侦察预警系统，为作战及时提供准确情报，保证各种武器装备更好地发挥效能；强大的电子干扰和压制，使其牢牢把握了战场的制电磁权和制信息权；多种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攻击力。战争发动者特别是强势国家对某些国家和地区，可以实施空中突击、“外科手术式”打击、“点穴式”打击、“斩首行动”（Shock and Awe）等类型的信息化战争，务求达成效费比高、风险性小的有限战略目的。
由于战争手段的技术含量高，对重要军事目标的精确打击取代了以往的攻城掠地，夺取战场制信息权优先于大量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瓦解对方抵抗意志胜于摧毁对方的军事能力，从而使战场行动的可控制性日趋增强，战争进程加快，战争结局未打先知。技术优势一方无须动用全部战争力量即可达到战争目的，不致于使战争无限制地升级和暴力无限制地扩大。军事手段打到一定程度，或在国际上造成了有利于己方的战略态势，或使对方签下了城下之约，战争即可停下来。
所以，往往可以节约兵力兵器，降低战役消耗以及其他重大损失。科索沃战争就是典型的例证。同时，在科技革命的冲击下，出现了计算机病毒、激光致盲致残武器，以及超级腐蚀剂、特别润滑剂和聚合橡胶等非致命性武器，使得采用“软杀伤”的手段也可以达到战争目的，因而战争中萌生了一种新的暴力形式，即不流血的暴力形式，使人员伤亡大大减少，以致实现零伤亡，也使政治家们在发动战争时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战争发展趋势表明，战争的经济消耗越来越大。从军费支出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消耗达3720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4万亿美元，是前者的10倍多；打了18天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双方消耗达100亿美元；42天的海湾战争，仅多国部队就耗资611亿美元，平均每天耗费14多亿美元。科索沃战争，北约消耗达1000亿美元。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初期拨款200亿美元，开战后又追加拨款800多亿美元。
从单位时间、单位编制的物资消耗来看，海湾战争分别比二战、朝战、越战、第四次中东战争和马岛战争提高了20倍、10倍、7.5倍、4.2倍和3.5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历时78天的大规模空袭战，共使用了1200架飞机，出动了3.8万架次，投掷和发射了约2.3万枚炸弹和导弹，其中巡航导弹1500多枚。显然，如此巨大的战争消耗即使是经济发达的美国也难以单独承担。因此美国不得不拼凑国际反伊、反恐“联盟”，筹措战争费用，以增强实力，减轻经济负担。在海湾战争中尝到了甜头，科索沃战争又如法炮制，拉北约国家共同卷入战争，以减少自己的战争费用。
经济打击成为战争的重要手段。信息化战争实际上是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打击是战争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经济打击以削弱敌方战争潜力和增强己方战争潜力、使敌方无力再战为目标。因此，要想取得战争胜利，就必须千方百计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削弱敌方战争潜力。要么占领和夺取敌国的经济资源，要么予以打击、破坏和摧毁，从而使敌方的军事实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达成不战而胜或战而必胜之目的。
经济打击可扼制战争或降低战争强度。由于经济目标具有与军事目标不同的属性，经济目标的方位、用途等均是公开的，从而使双方在选择经济目标时自由度较大。再加之经济目标一般不具备很强的抗打击能力和防护能力，其防护难度极大，因此，往往成为战争打击的重点。
如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就是把打击伊拉克的经济目标列为轰炸的重点的。多国部队轻而易举地对伊的军事工厂、石油设施、电厂、水厂、仓库、桥梁、道路等重要经济目标实施了毁灭性打击，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0亿—2000亿美元，从而无力再战。再如，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对南联盟经济目标的打击频度甚至超过了军事目标。北约对南联盟实施了石油禁运以及摧毁炼油厂、化工厂、电厂等重要经济目标的多种打击措施；南联盟对重要经济目标虽然实施了切合实际的伪装、防护、抢修等反击措施，但经济损失仍高达千亿美元以上。这对于一个年产值只有170多亿美元的小国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高技术条件下，经济打击的巨大灾难性后果是大量财富的损失和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严重的影响，必然引发国际舆论强烈谴责，形成强大反战声浪，从而抑制战争的发生。高技术条件下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提高，极大地丰富了经济打击手段，增强了经济打击的效果，因而对各国花巨资建成的重要经济项目极具威慑性，也迫使各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武力行为的后果。
即使经济打击不能完全扼制战争的爆发，但当敌对双方势力相对均衡或弱势一方具有超出强势一方心理承受力的经济打击能力时，经济打击目标的选择往往体现出对等性的特点。一方选择经济打击目标时必然考虑到对方的报复程度，这可使战争双方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在某些经济目标的选择上相当谨慎，因而交战双方都保留许多可打却不打的目标，将战争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冷战时期美苏最终没有爆发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也是军事与经济互动最典型的表现。
纵观战争史，战争因政治、经济目的而发动，也因利益得失而结束。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为战争实现速战速决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但仍不能改变战争对物质和经济的依赖性。战争的巨大投入和巨大消耗，让人们不能不从经济学角度来衡量一场战争的胜败得失。战争时间的长短、规模的大小，决定消耗的多少；战争手段的不同和准备时间的长短，决定消耗的多少。任何交战国或军事集团都不敢无视战争的巨大消耗，任意无限扩延战争。有的交战国或军事集团往往因为不堪战争消耗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不得不退出战争或中止战争，甚至被迫接受战败的结局。这就是信息化条件下不容易发生世界大战而往往只打局部战争的根本原因所在。（余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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