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三个华裔古巴将军在古巴革命中的经历》(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ies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以下简称《终结》)一书。这本书是美国左派出版社“寻路人”(Pathfinder)2005年推出的一本重要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古巴军队中三个身居高位的华裔将军的访谈，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很多网站转载(文章见附录)，同时我还应英国《中国季刊》之约发表了一篇英文的书评。此后，我得到国内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古巴华侨家书故事》(以下简称《家书》)一书。两本书的编者远隔天涯互不相识，出版社之间也毫无瓜葛，两本书的筹划和出版过程更是毫不相干，但如果对照阅读，人们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对同一个历史过程和同一个群体的遭遇作了完全不同的叙说，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对于有心的读者来说，这两本书的几乎同时问世正构成一个历史的辩论:《家书》中叙说的普通华裔在卡斯特罗上台后的遭遇给了《终结》中那些高亢而空洞的“革命”话语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是一本从古巴华人历史的角度来为古巴革命辩护的历史作品。我在那篇评论中这样概括这本书对华裔古巴人的描述:“华裔古巴人的身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殖民统治和旧政权下种族歧视的对象、民族独立的参与者和1959年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受益人。换句话说，华裔古巴人要么是受苦人，要么是革命者和被解放者，这种阴阳身份转换以1959年为界”。但这种描述只涉及华裔古巴人群体的一部分，“华裔古巴人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成份和地位。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中国移民一样，他们发愤工作，通过个人奋斗和社群合作取得经济成功。他们当中有工商业者、银行家、餐馆老板、商店店主、专业人士和街头小贩。他们的贡献是古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他们的勤奋也赢得了不同族裔古巴人的尊敬。革命前古巴中国人社群非常活跃，华文报纸就有4份，还有众多的会馆和组织。”
但在卡斯特罗上台后，为古巴经济作出重要贡献的华人社区成为革命的对象，从60年代初的国有化到1968年的“革命攻势”，古巴华人从大商人到小业主和街头小贩，财产全部被没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只得两手空空地离开这个岛国。到了90年代，和世界范围内生机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相比，古巴的华人社区几乎不再有生命的迹象，一度是哈瓦那经济繁荣象征的唐人街成了死城。书中的三位将军用自己身居高位来骄傲地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给华裔带来的种族平等(他们还指出在整个拉丁美洲，找不出那个国家有华裔当上将军的)，对于这本书的策划者来说其实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他们自以为占据的是一个在左派史学中时髦的“从底层叙说历史”的道德高地，但人们嗅到的却是官本位特权社会的腐臭气息。这三个将军固然有了“种族平等”，但代价却是整个华裔社群的经济活力和身份特征。
在那篇文章中，由于缺乏具体材料，我并没有对古巴革命给华裔社区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作详细介绍。但现在，《家书》从一个非常具体生动的角度描绘了这个历史过程。《家书》的编者是暨南大学教授黄卓才，他的父亲黄世宝生于广东台山，1922年前往古巴谋生，长期居住在古巴克拉拉省大萨瓜市，先打工后成为小商人，1975年去世。《家书》就是黄世宝写给黄卓才的信。
从黄世宝的这些信中人们可以看到卡斯特罗的革命是怎样剥夺华裔古巴人辛勤劳动积攥下来的财富的。黄世宝在古巴三十年，前20多年打工，后来惨淡经营起一个小商店，卡斯特罗1959年上台不久他的商店就被列入没收计划，能撑到68年最后一批已经是算是“命大”了。哈瓦那华人社区报纸《光华报》的主编冯啸天20世纪50年代初来到古巴时，身上只有两块美金，10年奋斗后办起了4家工厂，但“一个发迹的神话，1968年破灭了，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这些失去财产的中国人此后每月只能依靠40元的微薄退休金艰难度日。
卡斯特罗政府剥夺华侨资产的另一手段是限制甚至禁止侨汇。侨汇历来是海外华人和家庭之间最实质性的联系，因为绝大多数海外华人都是为了替家庭谋生才流落海外的。这个情况在中共建政以后，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尤其突出，侨汇不但是很多华侨家庭的救命钱，而且更是闭关锁国下“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部分。古巴革命后，卡斯特罗政府却一再颁布政策，从限额和手续两个方面限制华侨汇款。这个政策在60年代早期就已经贯彻，用黄世宝的话来说，“当时中古关系较好，中国给予古巴大量援助，按道理，古巴对华侨不应太过苛刻”。在古巴的中国人虽然自己经济已经非常困难，但他们或者省吃俭用，或者在被“国有化"前还偷偷有一些存款(一旦被发现会被没收)，这些就是他们向在中国的亲人汇款的来源。古巴法律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可以继承遗产，不承认死者生前指定的其他继承者，所以，华裔如果有直系亲属在中国，一旦去世他们的财产也就等于上缴了古巴政府。黄世宝的信中，有关侨汇的内容特别具体和让人心焦，例如1974年4月的一封信说在中方使馆应侨胞的一再要求和古巴政府就侨汇问题交涉，要求允许汇款，然后古巴政府宣布可以汇款，“但订出种种不利侨汇的条件，不外乎想断绝我们侨汇。”同年12月份的一封信说:“今年侨汇特别改变，不同往时分等级寄付。每一侨胞一律限寄270元。死亡及老侨回国者完全无权汇寄”，而且还担忧“来年汇款手续非常难”。另一封信说，“由于多年来侨胞失业因经济问题无法多寄，还有部分侨胞完全无寄。今后完全失去了希望”。书的编者说“这些话，看似平淡道出，实际上字字是血，句句是泪，是发自肺腑的哭诉!是主持公义的呼声!”对卡斯特罗政府对华裔的无情剥夺的愤怒在这里简直是呼之欲出。
除了经济上受剥夺，老年华侨叶落归根的心愿在卡斯特罗统治下也成了遥远不可及的奢望。《家书》中一再提到高龄的黄世宝一次次地从他居住的省份前往哈瓦那，打听回国的手续和途径，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黄卓才说，“鉴于古巴老侨财力耗尽，有的侨胞家属从香港寄去美金和飞机票，古巴方面却迟迟不让他们出境。华侨搭乘中国货船回国无望，旅游观光回国无望，连亲人出机票援助回国也那么难，似乎每一条路都被堵死了，古巴政府的做法令人不可理喻。”黄卓才还说当时东南亚华侨虽然财产被剥夺，毕竟能得到祖国的救助回归故里，“相比之下，古巴的华侨似乎更加悲惨。老侨的店铺已被没收，生活来源被切断，只得靠微薄得连吃饭都成问题的退休金过日子，他们孤独无助，祖国有家归不得，七老八十还如孤雁漂泊他乡。”
在《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一书中，三个华裔古巴将军把到了90年代古巴华裔社区基本消失、古巴华裔后继乏人的现象归于自然原因，即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照这么说，世界上所有的海外华裔社群都要灭亡了，但事实上这样的灭亡只发生在古巴(此外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印度之那: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华裔财产被充公，人被当作剥削阶级而在肉体上大部被消灭；越南70年代中期“统一”后华裔的财产也被充公，人或是被关进集中营和劳改营，或是被迫投入怒海，成为难民)。黄卓才在编辑《家书》时虽然没有看到《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但他的话无疑是对这个谎言的最有力的驳斥:“古巴华侨为什么后继乏人，哈瓦那华人街到了本世纪初为什么成了几乎没有华人的唐人街”，父亲在30多年前的这些信，“已经给了答案”。
把古巴的华裔社区赶尽灭绝、财产剥夺殆尽的卡斯特罗政权因为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为杀人叫好而成为后天安门中共政权的亲密战友。在今天中国的“爱国愤青”、“民族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左派中，卡斯特罗拥有无数爱称他为“老卡大叔”的“粉丝”。《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在出版后也很快就有了中文译本，书的介绍中竟然这样说:
“通过他们[指三位华裔将军]在本书中为我们所讲述的关于古巴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故事，我们能够了解到是什么使古巴获得了新生，并为我们开创了新纪元。我们看到千百万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那些统治者视而不见的，默默无闻的人，拒绝接受没有尊严、没有希望的生活，为了他们的梦想走上历史舞台，改变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自己获得了崭新的自我。”
就在书的介绍者为这些“新生”、“新纪元”、“崭新的自我”而欢呼的时候，无数为古巴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勤劳了一辈子的华人和华裔古巴人却或者被迫两手空空地离开古巴，或者在这个独裁者的政权下夹紧尾巴、苦苦求生，到头来不但一贫如洗，而且有家归不得。在“革命”后的新政权下，他们才真正成了“统治者视而不见的，默默无闻的人”，过着不但“没有尊严”而且“没有希望”，连“梦想”都没有的生活。如果他们想要像左派所说的那样“拒绝”这种生活，那么对不起，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劳改营和监狱；另一条是冒险投海、在被卡斯特罗诅咒的美国得到自由和尊严。
对于那些对自己同胞的悲惨遭遇如此无动于衷的“左派”，套用一句网上愤青的话说:“你还是中国人吗?”（作者：黄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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