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反腐，把另一个国家总理逼辞职了

2017年12月5日，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正式宣布撤回一个月前在沙特发表的辞职声明，让整场黎巴嫩总理在外访途中忽然“闪辞”的风波看似告一段落。但无论对哈里里本人还是黎巴嫩整个国家来说，一国总理在国外突然宣布辞职，一个月后又撤回决定之间的峰回路转，不仅折射了黎巴嫩与沙特两国之间的复杂纠葛，还注释了整片中东大地的倾轧宿命和潜在变局。

当地时间2017年12月5日，黎巴嫩巴卜达，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在巴卜达总统府出席那个会议。哈里里发表声明，宣布收回辞呈来源：视觉中国

2017年11月4日这一夜里，沙特一共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哈里里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突然宣布辞去黎巴嫩总理一职；二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一场反腐运动中逮捕了二百余名王室成员与高官巨贾；三是在也门内战中与沙特敌对的胡塞武装，向利雅得郊区发射了一枚导弹。三件事情看似互不相关，又为何同时发生？其内部存在何种关联？哈里里及其家族的身世和立场，是回答一切问题的关键。

黎巴嫩总理哈里里的父亲老哈里里也曾担任过黎巴嫩总理。老哈里里出身贫寒，在沙特白手起家，在时代的浪潮中最终富可敌国。但官拜黎巴嫩总理之后，却又在街头遭到暗杀，死于非命。险象环生的黎巴嫩政坛背后有怎样的历史？子承父业的哈里里是如何身陷沙特，一度被逼辞职？沙特新王储的反腐运动与哈里里家族有何关联？哈里里的命运跌宕，会是中东新一轮大棋局调整的先声吗？

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爆出一声巨响，一辆停靠在圣乔治大酒店附近的货车被狙击手引爆。近两吨TNT炸药在黎巴嫩首都拥堵的街道上留下了一个深坑，沿街建筑半个楼体被齐齐撕下。20余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死者中就包括这次暗杀的目标，时任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老哈里里）（Rafik Hariri）。

当时，这位在沙特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已执掌黎巴嫩政坛十余年，他几凭一己之力，就在黎巴嫩内战的废墟中重建了一座“东方巴黎”。虽然黎巴嫩国库与老哈里里的私人钱包之间早已划不清界限，但只有他才能为这个久经战乱的国家提供急需的基础设施与公共福利。

作为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密友和沙特时任国王法赫德（Fahd bin Abdulaziz Al Saud）与沙特时任王储阿卜杜拉（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 Saud）的座上宾，老哈里里为黎巴嫩侨民与外国投资者带来了久违的信心，也因此被民众视为黎巴嫩最后的希望。但2005年情人节这一天，希望破灭了。刚刚结束工作、离开黎巴嫩议会的老哈里里在乘车回家的途中遇刺，一个羸弱而彷徨的国家，与一个无比庞大的政商帝国被他留在身后，需要一个人来接手。

老哈里里与第一任妻子尼达尔育有三个儿子，长子巴哈（Bahaa）、次子萨阿德（Saad）与三子胡萨姆（Houssam）。1990年10月，正在麻省理工数学系学习的胡萨姆在波士顿的一场车祸中逝世，他所驾驶的保时捷在飙车时失控，而与他飙车的对手正是长兄巴哈。巴哈虽安然无恙，却从此因弟弟的死而被父亲记恨。

老哈里里遇刺后，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与时任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越过长子巴哈，扶持次子萨阿德‧哈里里接手父亲的政党“未来阵线”（Future Movement）。那一年，萨阿德‧哈里里35岁。

从乔治城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他就常年在沙特打理父亲的生意，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他推上前台，从前的花花公子如今要承担起一个国家的未来。

小哈里里显然没有准备好担负起这样的责任，父亲的遇刺也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2009年首次出任黎巴嫩总理时，小哈里里私下对熟悉的记者表示，出任总理是他的责任，但他更怀念在沙特的日子，夜晚在沙漠里开车兜风，没有警察、没有保安、没有士兵，只有家人。

然而，当担任黎巴嫩总理8年后的一天，当他回到沙特时，那片熟悉的沙漠却远非记忆中的净土。2017年11月4日的利雅得对他来说危机四伏。

这是注定会被沙特历史记住的一天。当晚，32岁的沙特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作为沙特国家最高反腐委员会主席，抓捕了数百名沙特权贵并将他们囚禁在利雅得丽思卡尔顿酒店，这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首富瓦利德王子、国民警卫队司令穆塔卜王子、原利雅得省省长图尔基王子等权倾朝野之人。

拥有沙特国籍的黎巴嫩现任总理小哈里里有足够的理由害怕自己会沦入他们的行列。当晚稍早时候，他刚刚在沙特宣布辞去黎巴嫩总理的职务。在辞职声明中，他言辞激烈地谴责沙特死敌伊朗，与伊朗所扶植的黎巴嫩真主党，并表示他非常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虽然小哈里里极力否认自己的表态，是受到来自沙特的压力，但这一说法很少有人认可。在宣布辞职后的电视采访中，小哈里里神情紧张，目光游离，甚至一度哽咽。采访他的记者事后表示，能清楚地感受到他所承受的压力。他远在黎巴嫩的姑姑也表示与身在沙特的他失去了联系。

黎巴嫩舆论认为，沙特希望通过逼迫哈里里辞职而向伊朗施压。也是在同一天，伊朗与真主党共同扶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刚刚向利雅得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虽被拦截，但却使沙特的国内安全形势骤然紧张。

沙特政府常常认为小哈里里对黎巴嫩国内的亲伊朗真主党势力过分妥协，因此有舆论揣测，作风强硬的沙特新王储，是此时逼迫小哈里里下台的主使者。迄今为止，小哈里里的整个政治生涯，几乎都是在威胁与恐吓中渡过。他虽然继承了父亲的财富与地位，但他言语温和、与人为善的特质，却无法充分驾驭黎巴嫩凶险的政治环境。

“黎巴嫩，你应被唤做什么？”

黎巴嫩本是一次大战后，英法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时，法国人为马龙派基督徒（Maronites）量身定制的国家。世居于黎巴嫩山的马龙派基督徒渴望脱离大叙利亚地区的穆斯林群体独立建国，一战后法国对地中海东岸的托管统治，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然而在野心驱使下，马龙派基督徒却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们因觊觎东部良田，而吞并了富饶的贝卡谷地（Beqaa Valley）；又因渴望良港与大都市而将贝鲁特纳入版图，然而，被纳入版图的不只有土地，还有土地上的人们。黎巴嫩的人口结构就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人口数量而言，此时，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都成了黎巴嫩内部不可忽视的力量。

逊尼派穆斯林广泛居住于整个大叙利亚地区，他们看重自己的阿拉伯民族身份，并认为黎巴嫩是未来叙利亚地区和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黎巴嫩的什叶派群体亦历史悠久，他们世代居住于贝卡谷地和黎巴嫩南部。

十六世纪时，伊朗的萨法维王朝（Safavid）与奥斯曼帝国为敌，为强化独特的身份认同，波斯人决定改宗什叶派，黎巴嫩的什叶学者为这一进程提供了莫大帮助，黎巴嫩什叶派与伊朗的紧密联系也一直延续至今。

马龙派、逊尼派与什叶派三大族群背后均有各自的宗主势力，其对黎巴嫩未来的设想也各不相同，三方关系也因而势同水火。

1943年，黎巴嫩摆脱法国委任统治宣布独立，三大势力则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达成妥协：黎巴嫩共和国的建国纲领规定，国家总统必须由马龙派基督徒出任，而总理需为逊尼派穆斯林，议会议长则要由什叶派穆斯林担当。这样的安排至今没有改变。

黎巴嫩三大派系间脆弱的平衡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初被彻底打破。1971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约旦武装夺权失败而遭到驱逐，无处立足的巴解组织，最终辗转来到黎巴嫩南部重新集结；从以色列建国开始，就不断涌入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也随之武装起来，并直接威胁到黎巴嫩的原生政权。

1975年，马龙派基督徒与巴勒斯坦人爆发冲突，其他各方势力也逐渐卷入其中，黎巴嫩长达15年的内战就此爆发。随着内战的深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与巴解组织开战，并顺势占领黎巴嫩南部地区。另一方面，叙利亚已故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统治下的叙利亚也趁虚而入，开始了叙利亚对黎巴嫩长达近30年的军事占领。

黎巴嫩国内派系林立，政治立场纷繁复杂，因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几乎中东的每一次动荡，都会在这里掀起波澜。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黎巴嫩南部饱受以色列占领之苦的什叶派穆斯林深受鼓舞。上世纪80年代，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下，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诞生。

在1985年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这个黎巴嫩的什叶派组织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全体阿拉伯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让我们再没有任何借口。事实清楚地证明，即便只有心中信仰，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也可以推翻邪恶的政权……是时候认识到，任何西方思想都不足以将人类从黑暗中解救出来，伊斯兰才是答案……”。

截至今日，真主党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最成功的一次输出，在成立后的日子里，它逐渐发展成为整个中东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并代表伊朗的利益，与以色列、沙特及几乎整个西方世界为敌。

对叙利亚而言，扶持真主党亦有利可图。一方面，真主党可以使伊朗与叙利亚的关系更加紧密；叙利亚也可以经由真主党，更方便地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另一方面，真主党作为什叶派的新兴力量，可以起到制衡黎巴嫩其他势力的作用，这将为叙利亚长期控制黎巴嫩提供便利。相对地，当黎巴嫩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下，试图挣脱强邻的束缚时，真主党便会代表叙利亚的利益做出回应。

不少舆论认为，2005年贝鲁特圣乔治大酒店附近夺取老哈里里生命的袭击事件，正是真主党与叙利亚当局一手策划的。袭击前不久，这位逊尼派领袖刚刚强硬地拒绝了由叙利亚提出的一项议会法案，该法案要求超越黎巴嫩的宪法框架，延长总统埃米尔·拉胡德（Emile Lahoud）的任期。老哈里里认为，拉胡德是叙利亚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代理人。在拒绝叙利亚这一提议后，60岁的老哈里里便在不久后命丧街头。

哈里里家族的兴起

老哈里里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44年，他出生于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赛达（Sidon）的一个普通逊尼派家庭。上世纪60年代他从贝鲁特阿拉伯大学毕业后，老哈里里就与许多同胞一样远赴沙特淘金，起初做了一段教师，后来转向建筑工程行业，并成立了一所小型劳务承包公司。1973年，埃及联手叙利亚，从两条战线同时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以图收复失地，“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爆发。埃及与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诸阿拉伯国家的大力支持，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打击以色列及其背后的西方国家而大规模减产石油，并对西方国家实施禁运，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此爆发。暴涨的石油价格为沙特带来了难以置信的财富，一座座摩天大楼开始从荒芜的沙漠中拔地而起。老哈里里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与法国建筑公司Oger开展业务，签下了一份塔伊夫（Ta'if）酒店的工程合同。

工程项目得到了时任沙特国王哈立德（Khalid）与王储法赫德的赏识，老哈里里的事业就此飞黄腾达。1979年，已拿下诸多大单的哈里里将Oger公司吞下，成立Saudi Oger公司，该公司很快成为沙特王室的御用建筑公司，拿下了沙特国内几乎所有重要的工程项目。老哈里里从此跻身亿万富豪行列，并成为沙特公民，持有沙特与黎巴嫩双重国籍。同时，哈里里还通过法国房建与公共工程联合会（BTP）涉足法国政坛，这期间，他与时任巴黎市长、后来法国总统的希拉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老哈里里在沙特积累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无论是出于对黎巴嫩的热爱，还是嗅到了内战结束后，贝鲁特废墟中的无限商机，他开始从慈善事业入手，在沙特王室的支持下介入黎巴嫩政坛。

1989年，老哈里里作为沙特王室特使参与斡旋《塔伊夫协议》。这份协议标志着长达15年之久、夺去十几万条生命的黎巴嫩内战终于接近尾声。战后，老哈里里依托雄厚的财力，代表逊尼派与沙特王室的利益，出任黎巴嫩总理。《塔伊夫协议》要求对黎巴嫩建国以来一直延续的各教派分配权力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以便重新建立更有利于穆斯林的权力平衡，黎巴嫩国家的阿拉伯属性也由此加强。

内战结束后，各方势力的民兵组织悉数解散，唯独真主党出于在黎巴嫩南部继续抵抗以色列的需要，而被允许保留军队。真主党至今仍是黎巴嫩境内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此外，协议还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军事占领与政治影响也因此在内战后延续下来，直到老哈里里遇刺的那一天。

虽然刺杀老哈里里的幕后主使是谁，至今仍没有明确定论。但当地舆论普遍认为，叙利亚与真主党是真正的凶手；小哈里里也指控叙利亚总理阿萨德与真主党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但真主党对此矢口否认，并表示以色列才是真正的凶手。

真主党的反驳并非没有道理。首先，出于国家利益而进行国际暗杀确实是以色列的固有作法；另一方面，以色列如果主导了这起暗杀，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老哈里里之死归咎于叙利亚与真主党。毕竟，事件激起的民愤，将使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军事占领再难维系；以色列运筹帷幄间便可退敌千里。

雪松革命爆发

老哈里里死后数周里，愤怒的人群越来越多地走上街头集会，叙利亚成为千夫所指。黎巴嫩人民空前地团结在了一起，贝鲁特市中心老哈里里的坟墓前，基督徒在胸前划着十字，穆斯林背诵《古兰经》祷告，“我们都是黎巴嫩人”的标语随处可见。黎巴嫩国旗成为各大集会中最显着的标识，贝鲁特一家制作国旗的工厂彻夜工作，每天生产5000面黎巴嫩国旗却依然供不应求。

2005年3月14日，老哈里里逝世一个月整之际，贝鲁特的群众集会达到高潮，共有100万黎巴嫩人，相当于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走上街头，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

黎巴嫩人将这一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运动称为“独立大起义”（Independence Intifada），西方媒体称之为“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黎巴嫩各大政党在小哈里里的领导下成立“3·14联盟”（March 14 Alliance），向叙利亚政府施压，驻扎在黎巴嫩国土上的15万叙利亚士兵，最终迫于压力而撤出黎巴嫩，近30年的叙利亚占领就此结束。

名不见经传的小哈里里，以一场酣畅淋漓的政治胜利正式步入黎巴嫩政坛。但是，雪松革命中的幻象，并非黎巴嫩政治的常态；胜利也远不是小哈里里政治生涯的代名词。15年前内战结束后，仍保留自身武装的真主党，在伊朗的支持下逐渐成为黎巴嫩国内一股不可控制的力量。

2008年，小哈里里领导的“未来阵线”与真主党爆发冲突，真主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并占领西贝鲁特。作为伊朗宿敌的沙特，却并未在这场斗争中，给予小哈里里足够的支持。作为逊尼派领袖的小哈里里一方面受辱于真主党，另一方面又无法挣脱沙特的摆布。

2009年，当老哈里里之死被逐渐淡忘以后，沙特与叙利亚的关系驱于缓和，在沙特的要求下，小哈里里不得不飞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与巴沙尔‧阿萨德握手拥抱。然而，这位叙利亚总统正是雪松革命时，小哈里里口中的“杀父仇人”。人们很难想象小哈里里此时的心情，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告诉记者，他真正向往的并不是黎巴嫩总理之位，而是与家人在沙漠里开车兜风的夜晚。

小哈里里政治上的挫败并不只是温和的性格所致，经济上的窘境也使他难为无米之炊。毕竟，老哈里里当年的政治地位，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老哈里里得益于油价暴涨而一夜暴富，相比之下，小哈里里所处的时代，却一直以经济危机与油价低迷为脚注。

不断下跌的油价使沙特政府开支大幅削减，哈里里家族的Oger公司因失去创业之初源源不断的沙特政府订单而元气大伤。该公司在沙特国内的债务一度高达30亿美元并无法支付员工薪水。2016年，Oger位于吉达港的分公司门前，愤怒的员工甚至烧毁了数辆公司汽车。为何沙特王室对面临经营危机的哈里里家族企业见死不救启人疑窦？

毕竟，小哈里里作为黎巴嫩逊尼派领袖，始终处于制衡什叶派真主党并抵御伊朗势力扩张的第一线，若沙特任由哈里里家族经济基础坍塌，无异于是在黎巴嫩自掘坟墓。但年轻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恐怕还有其他考虑。

卷入沙特反腐风暴

2015年1月，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去世，国王的弟弟、原王储萨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登基。

自1953年沙特开国君主伊本‧沙特（Abdulaziz ibn Al Saud）逝世后，沙特王国的王位便一直在伊本‧沙特的儿子间兄终弟及。而当2015年萨勒曼国王继位时，即便是同辈中最小的弟弟穆克林（Muqrin bin Abdulaziz Al Saud）也已年满七十岁，王权向下一代转移势在必行。

萨勒曼国王登基后不久，便越过弟弟穆克林，另立侄子中较为年长的穆罕默德‧本‧纳伊夫（Muhammad bin Nayef）为王储。

2017年6月，沙特王储之位传到下一代后不到两年，本‧纳伊夫又突遭罢黜，接任新王储的是萨勒曼国王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沙特王位“兄终弟及”的传统自此被“父死子继”所取代。

在这样的变化中，年仅32岁的沙特王储可能会把任何一位其他支系的王室成员视为潜在的敌人，前任国王阿卜杜拉的派系首当其冲。

阿卜杜拉派系对潜在的变化早有察觉。阿卜杜拉国王去世前的几年里，他们便开始用尽手段，以期在老国王最后的庇护下，将国库财富尽可能多地据为己有。

沙特检察长在“反腐运动”后表示，这期间的贪污数额高达1000亿美元。萨勒曼国王与新王储不仅需要拿回这笔钱，更不能任由巨款危险地囤积在潜在敌人的手中。而为这笔巨款进行洗钱的主要有两大商业集团，其一是富可敌国的本拉登建筑集团（Saudi Binladin Group），集团主席贝克尔‧本‧拉登（Bakr bin Laden）已在11月4日的反腐运动中被捕，此人也是911事件主谋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同父异母哥哥。而被控参与洗钱的另一大集团，正是哈里里家族的Saudi Oger。2017年7月31日，老哈里里白手起家38年后，Oger公司正式倒闭。三个月后，小哈里里被召回沙特，并在一场声势浩大的沙特反腐风暴中，被逼辞去黎巴嫩总理职务。

但这场受人瞩目又令外界费解的辞职风波，并未成为小哈里里政治生涯的终点。不久后，在法国斡旋下，小哈里里飞往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会晤，而后又辗转埃及、塞浦路斯，并于11月21日黎巴嫩国庆日前夕，返抵在贝鲁特以其父亲命名的机场。

黎巴嫩国庆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基督将军”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会谈后，小哈里里决定暂缓辞职。但即便如此，历经一场“奥德赛”后，小哈里里的政治生涯一片黯淡。此次从沙特全身而退，绝不意味着小哈里里就此摆脱了沙特的掌控，他最小的两个孩子还留在沙特上学。作为沙特和黎巴嫩的双重公民，他还可能随时被新王储送进监狱。作为黎巴嫩总理，他走不出父亲遇刺的阴影。在黎巴嫩的政坛棋盘上，他是沙特的弃子，而此时的沙特在与伊朗的博弈中，地位又不甚乐观。

最近几年里，沙特在与伊朗的地缘博弈中几无胜绩：叙利亚内战中，沙特及其支持的反对派势力没能推翻阿萨德政权；深陷也门内战数年后，胡塞武装却仍可以向利雅得发射导弹；在孤立卡塔尔的海湾外交危机中，沙特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卡塔尔迄今仍未屈服，市况如常。

此番，沙特对小哈里里祭出迫其辞职的手段，一方面固有内部反腐斗争的考量，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黎巴嫩恐无法在沙特与伊朗的“冷战”中独善其身的宿命。

哈里里被破辞职事件，进一步削弱了黎巴嫩国内逊尼派群体的力量。在伊朗经由真主党逐渐控制黎巴嫩的同时，沙特却将自己的利益代理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和黎巴嫩政坛的边缘。

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沙特战略性地选择放弃本就根基不稳的黎巴嫩，使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势力继续扩张。这样一来，以色列势必坐立不安。而在抵御伊朗和真主党势力这一共同目标上，沙特与以色列利益高度一致，但近年来，却一直只有沙特在对抗伊朗的“冷战”一线苦苦支撑；如果黎巴嫩─以色列边境爆发新的事端，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将大大缓解沙特近年来所承受的压力──哪怕这将使黎巴嫩再一次生灵涂炭。

另一方面，若各方势力不能达成妥协，沙特有可能将其近来对卡塔尔实施的外交封锁手段，同样施加于真主党继续壮大后的黎巴嫩。目前，有近40万黎巴嫩公民在海湾国家谋生，他们带来的侨汇，是黎巴嫩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沙特还藏在袖子里的经济封锁“大招”如果实施，将给经济上脆弱的黎巴嫩带来致命打击。

“我追寻父亲的足迹。”这是小哈里里经常重复的一句话，身陷沙特面对记者时，同样的话也被反复提及。人们为此挖苦、讽刺他。毕竟父亲一手建立的政商帝国，在他手中坍塌；但在险象环生的中东政坛，哪怕亿万身家、权倾朝野，小哈里里自己可以左右的事情也相当有限。

虽然从沙特脱身并在法国的斡旋下得以继续担任黎巴嫩总理，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从此便在小哈里里与整个黎巴嫩的头顶高悬。2017年12月5日，小哈里里正式宣布撤回一个月前在沙特发表的辞职声明。但可以预见到的是，他将迫于沙特压力，一改往日的妥协态度，更加强硬地对待黎巴嫩国内的真主党势力。

然而，刚刚从叙利亚内战中站稳脚跟、稍得喘息的阿萨德政权与黎巴嫩真主党，恐会有更大余力，回头威胁小哈里里的安全和地位。

在沙特与伊朗的“冷战”僵持下，中东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的黎巴嫩更是如此。黎巴嫩国内派系和解与独立自决的愿望，或将更加遥不可及。从沙特脱身飞抵贝鲁特当晚，小哈里里在机场受到了支持者们英雄般的礼遇，人们察觉不到抑或不愿承认，更漫长的厄运，或许才刚刚开始。（作者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东研究硕士，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