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7月14日，中印两军已经举行了四轮军长级别的会谈，双方已开始逐渐谈及班公湖一线的具体安排。印度主流媒体对其的关注也在逐渐下降。
事实上，进入7月中旬后，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冲突的热度在印度主流媒体中已不如上月同期。拉贾斯坦邦的政治危机、北方邦的大洪水、CBSE12年级考试（即印度高考）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新冠疫情都比暂时可控的拉达克一线对峙值得关注。
但对印度的政治、军事人士来说，问题可能才刚刚开始。面临着解放军近几十年来在中印边境越来越突出的现实压力，莫迪（Narendra Modi）当局不免面临继续承压的态势。
在1962年战争之后的四十多年中，印度一直将中印边境（LAC）与中巴边境（LoC）区别对待。印军虽然会基于英属印度的惯性对南亚小国展示肌肉，但面对中国就有所不同。进入21世纪后，从新德里到印度军队一直仍对北京有明显的忌惮。
在印度人民党（BJP）第一任总理，莫迪的“导师”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当政期间，印度也借1998年的五次核试验和1999年的印巴战争以及瓦杰帕伊2003年的访华证明了新德里对伊斯兰堡的轻蔑与对北京的重视。
到2010年前后，印度军方的对华策略仍然深受1962年战争的影响，印度知名军事杂志《力量》（Force）曾讽刺其以“友谊、多愁善感、恐惧、怯懦绥靖、边缘政策、一厢情愿和介入为特点”。不过，印军内部理论人士已经感到了“威胁”。
在2010年时，中国军队即有能力在短期内向中印边境地区运输30个师、45万人的部队，对印形成3比1的绝对优势。萨哈格（Arun Sahgal）准将等人认为，到2020年前后，中印间的冲突存在从小规模突然袭击（opening gambit）到有限局部冲突乃至全面升级的可能。
2010年时的印度在中印边界仍能确保印方并非完全被压制的一方。遗憾的是，印军从2013年开始为此准备的，横跨辛格（Manmohan Singh）、莫迪两届政府的山地打击军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印度现任国防参谋长拉瓦特（Bipin Rawat）将军当时曾建议印军应针对高原作战的地理特征，组建既有强大火力又有山区机动优势的新型山地部队。但印政府先取消了项目预算。后因财政紧张等因素冻结了方案。虽然到2017年7月到2019年10月间，印度又再次因为洞朗危机重启了该计划，但这一从9万人压缩到1万人的“打击军”计划至今仍只在训练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迪身处的大环境，尤其是中印周边的大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可能正如该国军事专家十年前预言的那样，由于中国似乎在以“南海造岛”的方式来经营中印西部、东部边境地区的工事，当印度可能难以承受冲突带来的潜在代价时，前方的解决方案就会变得对中国有利。
1962年的战事阻止了印度将扩张的思路带入中印关系，但并未让印度失去骄傲的资本：三次印巴战争让新德里奠定了南亚地区的主导权，印军在1988年对马尔代夫的突袭似乎也颇为成功。可随着中国再次因改革开放等因素进入了新德里的视野，北京的重要性也再次提醒新德里当局。
在21世纪的前10年，同样在高速发展的印度认为面对中国尚可一搏。到2020年的今天，印度面临的局面就是对边界局势失去控制的无力感。莫迪当局如何习惯并应对这种压力将会是某种旷日持久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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