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悬了 白宫“第四条腿”在望

王赫评论文章：5月23日，美国财长耶伦在G7财长会议举行前夕对媒体说，七国集团将对中国产能过剩作出战略回应。2天之前，耶伦敦促欧盟和美国通过“统一的战略方式”对中共在电动车、太阳能产品、半导体、钢铁和其它关键产业的过度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作出回应，以保护大西洋两岸制造商的生存。

耶伦强调美欧联盟至关重要，这也是在策应拜登政府的对华新增关税。

5月14日，白宫宣布，因中共的不公平做法对美国“经济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拜登将维持其前任川普实施的关税，同时加大其它关税力度，将钢铁和铝、半导体、电池、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船岸起重机和医疗产品等价值180亿美元的七大类产品分别提高至25%—100%。5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表示，包括电动车及电动车电池等计划在2024年开始征收的新关税将于8月1日生效。而那些计划在2025年和2026年征收的新关税将分别于2025年和2026年的1月1日开始实施。

对此，负责主持G7财长会议的意大利经济部长吉安卡洛‧乔尔盖蒂（Giancarlo Giorgetti）说，“美国政府已对中（共）国亮牌，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措施”，“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正在结束”，“一场贸易战正在进行，这反映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乔尔盖蒂还表示，欧洲仍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美国需要的则是G7和欧盟的跟进。拜登政府正大力构建与盟友统一的经济战线，这被称为美国对华竞争经济战略的“第四条腿”。

《华尔街日报》题为“ The U.S. Finally Has a Strategy to Compete With China. Will It Work?（美国终于有了与中国竞争的战略， 它会起作用吗？）”的文章，将拜登政府对华竞争经济战略的形象说成是“三条腿的板凳”。第一条腿是提供补贴，以建立一个从清洁能源到半导体的能够存续的科技制造部门。第二条腿是对威胁这一目标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第三条腿是限制中国获得可能有助于提升竞争力的资金、技术和知识。

该文认为，新关税经济影响有限，但象征意义巨大，不仅释放出中美经济脱钩趋向不可逆转的信号，并意味着拜登政府对华竞争经济战略的最终成型。

拜登上台即提出“中产阶级外交”。2021年2月4日，拜登首个外交政策讲话中就说：“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不再有明确界限。我们对外的每个行动，都必须考虑到劳工家庭（working families）的利益。推进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需要迫切关注我们国内经济复兴。”

在之后的施政中，逐渐形成了“拜登经济学”，其核心是对基础设施、半导体和清洁能源产业的历史性投资（“一代人一次”）。拜登政府执政的前20个月，与国会合作颁布了《两党基础设施法》（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芯片和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 ）以及《降低通货膨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这代表了对美国超过1万亿美元的投资，旨在使美国在关键和成长型产业中具有竞争力，并在创新和基础设施领域成为世界领先国家，同时围绕高薪工作岗位建设这些产业，使其可长期持续发展。拜登称其为“现代工业战略”。

2024年5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包括中国电动车及电动车电池等部分产品的新关税将于8月1日生效。图为美国加州长滩港集装箱运输。(APU GOMES/AFP via Getty Images)

“拜登经济学”批判“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学” 提倡“涓滴效应”， 即政府对企业和富人减税，以此来鼓励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成果不断增大的同时，逐步扩大受益人群，惠及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所有人，就像涓流一样慢慢滴落、渗透。“拜登经济学”认为这让中产阶级失败了，让美国失败了。它扩大了赤字，增加了不平等，削弱了美国的基础设施，一个接一个地剥夺了社区的尊严、自豪感和希望。

“拜登经济学”的核心是“新华盛顿共识”。2023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力》的演讲，全面阐述拜登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议程，首次提出“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为美国未来的经济战略规划提供了思想基础。

沙利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四大挑战，使得传统的以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旧共识”难以为继。四大挑战是：第一，美国的产业基础正在被掏空；第二，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正在对经济发展产生日益巨大的影响；第三，气候变化危机加剧清洁能源转型的压力；第四，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加剧，威胁民主制度的稳定运行。

“新共识”强调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强调美国及其盟伴要合力应对地缘政治特别是中共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将国家安全和中产阶级福祉置于优先地位，不能因为经济效率而忽略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为此，拜登政府采取五个行动步骤：第一，“现代美国产业战略”；第二，加强与盟伴的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强大的、有韧性的、先进的和有包容性的技术工业基础；第三，超越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着眼于时代核心挑战的新的国际经济伙伴关系（例如“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第四，向新兴经济体调动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以革新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如“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同时致力于解决“脆弱国家”面临的债务困扰；第五，“小院高墙”，保护美国的基础技术。希望以此能够建立“一个有利于我们工薪阶层、有利于我们工业、有利于我们气候、有利于我们国家安全以及有利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脆弱国家的国际经济体系。”

尤为重要的是，“新华盛顿共识”从战略上锁定了中共，将中共视为最大的敌手，融合内政与外交，修复美国产业生态系统、提升美国技术创新能力、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产业和科技合作，削弱中共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影响力，“竞赢”中共。

可以说，“新华盛顿共识”不止是拜登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思想，而是美国经济战略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性的转型，即从信奉市场至上、推动自由经济转向强化政府干预、护卫国家安全。

因此，无论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如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框架都难有根本性变动。美国针对中共的新一轮关税战，只会越打越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