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评论分析文章：英国工党在新近的大选中，重夺失去了14年的执政权，这在欧洲大陆呈现向右转的趋势下，显得格外突出。
欧洲传统上是中间偏左或偏右的政党轮流上台执政，左右翼的极端政党虽然在很多国家存在，但只能在议会中占有不多的议席，难以获得执政机会，然而，这种情况在近几年有所改变。由于不满国内的移民政策，以及在俄乌战争发生后，极右势力在一些国家迅速崛起，甚至上台组阁，像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意大利兄弟党”等，后者在意大利取得了执政权。“国民联盟”在法国的第二轮投票，虽然未再现其第一轮投票的气势，成为第一大党，而只拿下议会的一百多席，成为第三大党，但是在议会的席次还是比过去大增，如果不是梅郎雄领导的左翼联盟和马克龙领导的中间联盟携手，采取“弃保策略”，即在上百个选区主动放弃自己的候选人以避免自相残杀，“国民联盟”很可能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夺得组阁权。欧洲极右翼的崛起，更多表现在前不久举行的欧洲议会的选举上。
在极右翼于欧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状况下，由基尔·斯塔默这个前人权律师领导的英国工党不出所料打败已执政14年之久的保守党，赢得英国下院650议席中的412个议席的压倒性胜利，而保守党则创下该党自1840年代成立以来的惨败纪录。尽管如此，工党的得票率并不高，只有34%，低于2017年在杰里米·科尔宾领导下的40%支持率，略高于2019年的32%。由此可见，英国选民对工党并不情有独钟，它这次能获得过半议席，单独组阁，完全是得益于保守党的惨败，后者在下议院只保住121席，和上次相比丢失了250席，得票率约为24%。但保守党流失的选票没有流向工党，而是比保守党更右的改革党，只是因为英国议会选举的简单多数制，让工党捡了一个大便宜。从这次投票来看，英国这两个传统的中间派政党支持率都大幅下滑，两党总得票率不到60%，反映在反移民和经济不佳的状况下，选民对主流政党的厌弃，这和欧陆的选情有某种一致性。
英国工党上台最重要的因素是糟糕的经济
虽然工党的大胜有着简单多数当选制的因素，但从保守党手中夺回执政权，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英国经济表现糟糕。英国脱欧是在保守党手上实现的，但是脱欧并未像当初政客承诺的那样由于摆脱了欧盟的羁绊而让英国经济有很大起色，相反，相比脱欧前还有恶化。这从民众实际收入水平十多年来没有增长可见一斑。尤其在英国正式完成脱欧程序的2020年，全球进入新冠疫情时刻，英国经济进一步遭受重创，而后俄乌战争也影响到英国。所以在过去六年，保守党是五换首相，原因就是选民对保守党的经济治理不满。如果再考虑保守党连续执政14年，即便经济形势不错，从选民喜新厌旧的心理看，也想换个党上来执政。这在两党制和多党制民主国家很正常。比如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德国执政16年，默克尔下台后，德国选民也抛弃了基民盟，换上由肖尔茨领导的社民党组成的跨党派联盟上台执政。
对英国工党来讲，上台执政只是第一步，它必须证明自己比保守党做得要好，否则在台上的时间不会太长，如果保守党和改革党合流的话。迎接工党的是艰难的挑战，它应该会把施政重点放在改善英国的经济状况，提振竞争力上。虽然新首相斯塔默接任党魁后，其自身的社会主义因素淡出，带领工党向中间状态靠拢，然而，工党内部左翼民粹势力还是很强大，尽管他已表态不会改变保守党的任何主要经济政策，尤其是税收和公共支出方面的政策，但是否能够抵住党内的左翼民粹力量主张的高福利政策，可以观察。如果工党加税，势必违背竞选时的承诺，引发选民不满；可在致力振兴英国经济的同时，如果不能提高中下层民众的福利水平，也会引起党内不满。因此，工党的国内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是它接下来首先遇到的难题。
何谓“进步现实主义”？
外交方面，工党和保守党会有较大差别。比如更重视全球化和多样化，关注全球性问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AI安全挑战等带来的挑战，寻求在这些方面的全球合作，重视南方国家。工党新任外长拉米前不久在美国《外交事务》季刊发文，阐述工党政府的外交思路，将走“进步现实主义”。何谓“进步现实主义”？进步是就价值观而言，也就是工党在外交路线和目标上将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现实主义则是就观察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而论，工党将秉持现实的眼光，从现实出发，不脱离实际来研判国际关系和处理复杂问题。换言之，“进步现实主义”是将进步主义或自由主义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既坚持西方的价值观，同时也灵活务实、用一种现实的态度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不同制度国家的关系。
但是，工党的“进步现实主义”在外交上也会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难题，这是英国很难改变或者不可能改变的，就是在中美、俄美，中国和西方、俄国和西方的关系已经结构化的情况下，面对中、俄的挑战，工党政府是否有完全独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空间。就英国来说，不论其国内如何变化，哪个政党上台执政，保持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永远是它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和优先课题，其次是维持和北约的密切关系，再次是加强和欧盟的联系，后两者其实有很大的重合性。如果工党政府做不到像法国那样的外交自主性，很大程度上会回归保守党的对华、对俄政策。
英国新首相斯塔默
香港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重要因素
工党在俄乌战争中，当然是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这一点和保守党一样；对中国的关系，则有一定的复杂性，小的调整或许会有，转向的可能性不大。可从卡梅伦回锅做外相处理英中关系来推断。保守党在卡梅伦当政时，英中关系曾经要打造“黄金10年”，然而此后，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步恶化，保守党政府也跟着调整了对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约翰逊时期，还是短命的特拉斯时期，以及刚下台的苏纳克时期，英中关系都比之前更差。英国虽然没有像美国一样把中国当作敌人，但也是“制度上的系统性对手”，这个定位和欧盟一样。和美国、欧盟不同的是，作为前殖民母国，英中还横亘香港问题。中国对香港态度的转变，在英中关系的恶化中，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重要因素。这其实是受制于前面说的结构性难题。在这种大的结构性矛盾面前，不论哪个政党上台，都难以改变。像卡梅伦，回锅担任苏纳克政府的外相，但这位曾缔造英中“黄金关系”的前首相在出任外相后，对中国的批评没有减弱，英中关系在他手上没有转好，甚至中国都没有邀请他访华。
可能推行就事论事、有限合作的对华政策
工党政府可能需要中国的投资去振兴英国经济，因此，也许在局部会改善对华关系，但对华政策的大框架不会变。虽然工党选胜后，在对华关系上，表示将寻求英中关系发展的长期和战略性的路径，但也提出在该合作地方进行合作、在该竞争的地方进行竞争、在需要挑战的时候挑战，这和拜登政府的“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的三段式论述大同小异，只是把对抗换成了挑战。中国有评论指出，鉴于中英关系中的普遍背景和持续存在的问题，政党及领导层的转变不可能改变英国对中国的基本立场，微调是可能的，但有很大难度。英中之间存在包括安全、人权、涉藏、涉港和涉台，以及中国竞争力等问题，还有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态度。英国新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将面临的内外压力及多重挑战，不会比过去更少。因此，该评论认为，工党政府在其对华政策中唯一可行的策略可能是“就事论事”的方法，即将具体问题与更广泛的对抗区分开来，可能会允许在不升级冲突的情况下推进和中国的有限合作。
可见，中国自己也不看好工党新政府会带来两国关系的实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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