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征兵广告随处可见，军人脸上写满疲惫

出发

8月最后的夜晚，我独自拖着行李走进了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火车站，即将开始真正的旅行。火车站对面的狭窄广场，列宁的雕像矗立在广场中心。

白天，俄罗斯导游们用熟练的中文介绍给中国旅行团：“列宁很矮，只有一米五”，举着手机的人群发出哄笑。

火车站位于海湾，夜里的海水在风中翻腾，像黑色的绸缎。岸边停着一些高大的货船，一座金顶教堂坐落在海湾边缘的广场，周身洁白，在夜里散着朦胧的光。

铁路从1891年开始修建，1916年才实现全线通车。关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起始，有一个被广泛流传的趣闻。

一位叫作达尔先生的英国人在1857年曾向沙皇的交通大臣切尔金提出一个建议，他建议修一条电车轨道，从莫斯科以东265英里开始，向东经过喀山和彼尔姆，一直通往乌拉尔地区（该地区被认为是亚欧分界线）。达尔先生提出电车可以以马来充当牵引力，他认为在西伯利亚地区捕捉400万匹游荡的野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海参崴的候车厅不大却很精美，门窗是清一色的圆拱型，屋顶很高，白色雕花吊顶显得圣洁。我在候车人群中认出两个中国人，主动上前打了招呼。那是一对来自重庆的中年夫妻，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贝加尔湖。他们从重庆一路坐火车来到哈尔滨，又辗转到东宁，从陆路口岸入境。接下来的旅行中，那个丈夫总重复一句话：“这在清朝都是我们的，你晓得不？”他就这样一路从海参崴感慨到抵达贝加尔湖的那个白天。

我买的是三等座，6人一个小隔间，在3号车厢中间的一个下铺。车厢很干净，没有什么味道。第一天夜里，我所在的6人小车厢里都是年轻人，有三个都是大学生。我们用翻译软件交谈，很多时候，手机要在车厢里传上一圈才能回到手里。

翻译软件并不准确，比如，我不知道什么环节出了错，让上铺的男孩误以为我可能是聋哑人。上铺的男孩叫马克，他22岁，来自堪察加半岛的一个小镇。为了告诉我精确的位置，他打开地图，直接划到亚欧大陆的最东端，说镇子处于一个很荒凉的地方，不远处能看到火山。9月是俄罗斯的开学季，他需要坐飞机到海参崴，再坐过夜火车于第二天中午到达哈巴罗夫斯克。

他有一双蓝绿色的眼睛，脸圆圆的，在夜里看有点像哈利波特。他有轻微的幽闭恐惧症，在他乘坐的将近15个小时里，这双蓝绿色的眼睛几乎一直睁着。他没有买到下铺的床位，但上铺空间有些逼仄。他一直在下铺的两个床位流浪。入睡前，我把床单扯开，在床尾给他留了一些位置。

夜渐渐深了，车厢里鼾声四起。马克依旧瞪着眼睛，他不玩手机（没有信号），也不看书，只是坐在床尾望着空气发呆。马克在哈巴罗夫斯克读大四，主修经济学与法律。和很多远东地区的人一样，马克从未去过莫斯科。

他希望明年毕业后自己可以在遥远的首都找到一份工作。这也是他许多同学的梦想，“这里（远东地区）法律和金融相关的公司不太多”。当被问到他们专业已经毕业的人去莫斯科的大致数量，他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莫斯科太远了，在那里找工作很难。”

西伯利亚

关于我为什么要开始这趟旅行，很多俄罗斯人问过我，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去莫斯科，或者，为什么不坐飞机？我回答：“这趟火车才是目的。”我对西伯利亚的向往是从俄罗斯文学里生长出来的。

火车路过一些阴雨绵绵的村庄，我总是会想到在书里读到的一些场景，并自动把时间切换到一两百年前——在四处漏风的房子里，一家人挤在炉子前瑟瑟发抖，炉子里的火即将熄灭，家里却没什么柴火了。他们中一定有一些叫伊万卡或者娜塔莎的孩子，为了谋生，他们开始在鞋匠家里当学徒或者在地主家里当女佣。他们像陀螺一样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打转，一会儿要准备晚餐，一会儿要哄大哭的孩子，一会儿要刷干净主人那刚从泥泞的地里拔出来的皮靴，连睡眠都成为一种奢望。

我向往冰天雪地，翻滚着黑色的云和白色的风的西伯利亚。寒冷辽阔的地方往往能让人冷静，风一吹，什么褶皱都会变得平整。这就是我要乘坐这趟列车的全部原因。

但对于本地人来说，这趟列车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睡在我斜对铺的男生很难想象会有人专门为了体验这趟列车来一趟俄罗斯。他有着小麦色的皮肤，单眼皮，眼尾上挑。连续否认了自己是蒙古族和韩国人之后，他告诉我，自己来自北方一个叫乌尔盖的小民族。

这是一个远东地区土生土长的民族，他们的祖先以打猎和捕鱼为生，他们崇拜熊。根据俄罗斯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他们主要聚集的滨海边疆区，乌尔盖族只剩下约7000人，仅有19人会讲乌尔盖语。

“我的母语已经死了。”他说。他在海参崴某个码头工作，96年出生，是个货船船员。这次他专程请了假。他的母亲因长期不知疲惫地工作，腿部出现严重的损伤，他要陪母亲做手术。

我对铺是一个亚裔面孔的奶奶，她是这趟旅行中跟我相处最久的人。她在新西伯利亚下车，要在火车上度过5天。但她相当沉默，为数不多的几次与人交流，都是求助，比如请别人帮忙拧瓶盖。

她显然是这趟列车的常客，这一点从她准备的食物中早已得到验证。早上七点左右洗漱完毕后，她会从包里拿出水果，苹果、香蕉、西红柿、橘子等等。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车站的小卖部极少见到水果。只有一次，我在西西伯利亚平原的某个车站看到了苹果，按个卖，算下来将近20元（于是默默买了橙汁）。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火车快要开到外兴安岭外延，我们才进行了第一次交流。奶奶生活在乌苏里斯克，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乌苏里斯克被划给俄罗斯。它被称为远东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连接两个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的中心枢纽。中国和远东地区的许多贸易也在这里进行，比如蔬菜水果，轻工业品的交易。一个东北朋友跟我讲过一个关于中俄边境贸易的故事，在上世纪苏联工业极其发达的某一年，她家里的长辈曾用一只洒水壶跟对岸的俄罗斯人换了一辆摩托车。

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小儿子和女儿留在家乡，大儿子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独自去了遥远的新西伯利亚工作，然后定居，结婚生子。每到开学，奶奶就去照看孙子。从乌苏里斯克离开的时候，她刚和小女儿以及外孙道别。我借着站台的路灯看到她不停眨着眼睛。

奶奶入睡很快，倒头就睡，但她打呼噜。第一天夜里三点多，我被她的呼噜声吵醒。火车摇摇晃晃地前行，人们的玻璃杯磕在桌子上，频繁发出碰撞声，继而被淹没在火车本身发出的声音里。我打开地图，火车仍和中国东边的国界线平行。我把眼睛凑到玻璃上，外面很黑，月亮幽幽地挂在天上，黑色的天空中透着一点湛蓝。铁道旁的树木不算高，像穿着斗篷的鬼魅在风声中一闪而过。

我逐渐习惯对着窗外发呆，对没有信号这件事已经习惯。作家杨潇曾描述自己乘坐横跨美国的火车是在观看一部不能倒带的纪录片，我找不出更贴切的比喻。火车开进西伯利亚后，一旦前方出现聚集的五颜六色的村落，或者缤纷的墓地（往往建在村子边缘），大概率手机会有信号。俄罗斯的墓地让我印象深刻，石碑不高，很密集。墓碑上几乎都挂着花，远远看上去像个小花园。

那对重庆夫妻在伊尔库茨克下车，旅行结束后，其中的妻子给我发来消息，言语间颇有微词。她陈述了自己在这样旅行中的种种付出，比如从未出过国但买东西、问路都是她在做；比如她想方设法地节约开销，两个人住300块出头一晚的酒店，却仍被丈夫抱怨开销过多。最后她总结道：“他脾气太暴躁了，以后不跟他一起旅游了。”

白天，我收到几个朋友发来的新闻，莫斯科州被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我看了一车的俄罗斯人，一切如常。夜里火车沿着贝加尔湖开了半小时，我在车上呼呼大睡。第二天醒来时，已经没有回头路，莫斯科虽险必达。对于我的不安，新来的对铺大叔告诉我，莫斯科很安全，让我放心去。

进入欧洲

那位告诉我莫斯科很安全的大叔在哈巴罗夫斯克站上车，T恤上印着一只狼，他的同伴是一个脖子上纹着双头鹰的年轻小伙，这个标志在俄罗斯随处可见，不光是皮肤上，邮局，路边，国徽上都有。双头鹰在俄罗斯代表着勇气和智慧。

大叔告诉我，一些被派去前线的人是曾经的罪犯，这对他们来说是将功赎罪的机会。被征兵广告打动的人大部分来自贫苦人家。所以对于普通家庭的人来讲，战争影响不算大。

在新西伯利亚火车站送完奶奶返回途中，我第一次看到三个抽烟的军人。他们看上去年纪很大，身材干瘦，脸上全是皱纹，很疲惫，军装随意地敞开着，挽着袖子。他们没有行李，看上去也是下车散心的，我不由得揣测他们可能是要奔赴前线。

那天一直在飘雨，新西伯利亚仿佛入了冬，看见几个军人之后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但很快，这样的沉重就被打破了。我拿着难吃的香肠回到车上，车厢变得极其吵闹，一群青少年各个铺位之间上蹿下跳，叽叽喳喳。接下来的一整天，每次去上厕所或者买食物、接水，我都会收获此起彼伏的“你好”。

姑娘们人少，也更安静些，有一个黄皮肤的女孩可以用英语和我交流。女孩叫阿琳娜，14岁，是塔吉克族，身材很健硕，肌肉线条明显。她告诉我，他们来自同一个空手道俱乐部，要去叶卡捷琳娜堡参加一个比赛。阿琳娜学习了八年的空手道，她的父亲希望她可以保护自己。

俱乐部的男孩们围了过来，并派出他们的翻译——一个会讲英语的14岁的小个子男孩坐在中间，开始七嘴八舌问些问题，比如我是什么职业，认不认识李小龙和成龙，Kpop在中国是否流行？（几乎每个小孩都有自己喜欢的韩国男团或者女团）男孩们都散开后，阿琳娜突然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男孩们很吵闹。”

回国后不久，阿琳娜给我发来短信，倾诉了自己最近的苦恼。她马上面临中考，父母还是希望她可以去上个普通大学。但她刚刚参加完一次比赛，拿到了不错的名次。

第六天早上四点多，空手道俱乐部的孩子们开始收拾东西，在叶卡捷琳娜堡下了车。但没过几个小时，又上来了一车更小的孩子，平均年龄10岁左右，他们更为活泼。这些孩子身上几乎都有伤，膝盖，手肘，小腿到处都是擦伤。他们来自一个叫Динамо Киров的足球俱乐部，翻译成中文叫军团发电机足球俱乐部。他们的教练是一个光头、肤色泛红，总是一脸严肃的高大男人。

晚上，小孩们突然开启了奇妙的攀比。一个留狼尾短发的小孩说自己的父母开了好几家KFC，另一个小孩坐在上铺一边甩手一边说：“I am rich ,I have much money（我很富有，我有很多钱）.”这时候，一个头发半金半黑的小男孩，突然拿起我三百块的鞋子看了看，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接着拿出自己的鞋子，跟我重复了好几遍：我的鞋子是Louis Vuitton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男孩来自巴西，原生发色是黑色，但他的妈妈经常带他去理发店把头发漂成金色。我想，这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俄罗斯。

过了一会儿，小男孩问我的手机是不是iphone最新的12，我告诉他是15。他显得非常惊讶，已经有15了吗？这让我瞬间产生“今夕何夕”的错觉。这群孩子拿的大部分是小米手机。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孩子们在莫斯科郊区下了车。临抵达莫斯科终点站只有4个小时，车里几乎只剩下老人，阳光懒懒地照在车厢里。一个老爷爷扶着过道上铺的床沿，乐此不疲地去车头接热水泡茶。我无聊到开始计算他去接水的次数，直到第8次。

抵达莫斯科

9月7日上午11点多，火车准时抵达莫斯科。我早早收拾好行李，列车员走过来满面笑容地对我说了一串俄语，我猜是告别的话。有朋友曾经问我在火车上7天是不是很累，我的回答是这是我最近休息得最好的日子。

在一个地下通道的入口，一个高大的俄罗斯人突然从我手里夺过了行李箱。我第一时间以为是抢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快步离开，把行李箱放在楼梯尽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看上去没有期望我表达感谢。

从莫斯科地铁出来的时候，我的视线中心几乎全是红色，露天的红色站台地板是铁皮铺就而成的，两条狭窄的斜梯向天空延伸，支起一条红色的天桥。我拖着沉重的行李上楼梯，风很大，脚下传来轻微的摇晃感，浓浓的铁锈味让我很担心天桥会断掉。

莫斯科的地铁修建得特别深，扶梯缓慢地往下推移时，像是往地狱开。莫斯科地铁大多数都深于100米，最深的超过了200米。最初修建于1935年，据说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战时防护，可以容纳400万人避难。

我开始感受到战争的冲击。从莫斯科火车站出来，我立刻感受到了导航在莫斯科的失控。我换了很多导航软件，有俄罗斯的，有中国的，结果都很糟糕。蓝色的光标总是诡异地跑来跑去。第一天晚上，我按照路线走了900米，以为终点近在咫尺，突然光标一转，显示距离终点还有1900米。

一个在莫斯科留学多年的朋友告诉我，战争以前并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俄罗斯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莫斯科为了应对可能的空中威胁，比如无人机攻击等，对GPS信号实施了干扰措施，尤其是在俄罗斯二环以内区域。

一位在圣彼得堡开川菜馆的老板告诉我，战争之后，俄罗斯的物价上涨了不少，比如一个简易的帆布袋都在600卢布（大约50元）左右。很多店铺因营业情况不佳倒闭，她的中餐馆也远没有之前赚钱。

一天傍晚，我溜达到红场附近。宽广的红场上挤满了游客，看不出来任何战争的影响。只是广场边缘的树下每隔三五米远就站着一个警卫，目光始终锁定在游客身上。

战争与和平交织在俄罗斯，甚至体现在俄罗斯人对猫的喜爱中。在莫斯科的街头、店铺，能看到许多与猫有关的元素。很多旅游纪念品都以小猫为原型，但很少能看到大眼、圆脸的娇憨形象，相反大多尖嘴猴腮、胡子拉碴，甚至张牙舞爪。

根据2017年一份调查数据，俄罗斯家庭养猫率达到了69%。关于对猫痴迷的原因，说法很多。其中最广泛的一种是，中世纪鼠疫泛成灾，猫士兵们勇敢地守护了他们的城市。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征兵广告随处可见，地铁里，路标下，甚至街边的小展牌。展牌上年轻的士兵握着枪，高昂着头颅。在涅瓦河边的一个屏幕上，我看见了一支征兵的视频广告——曾经从事各种职业的年轻人们，如今在战场上“大放异彩”。比如，一个叫帕沙的小伙子曾经是一名景观设计师。视频里，帕沙青筋暴起，将一个炮弹放进坦克，接着对面的村庄硝烟四起，旁白“幽默”地总结到：“现在他仍是一名景观设计师“；丹尼斯曾经是一名机械师，喜欢拆卸车辆，如今他将炮弹发射出去摧毁路上的汽车：“他仍然喜欢拆卸车辆。”

在圣彼得堡机场值机那天，咖啡厅的柜台前排着三个军人。他们的脸颜色分布很不均匀，有些地方是青紫色，看上去累极了。我想象不出他们有任何力气创作或者感受幽默。其中，个子最矮的军人右眼被一只黑色眼罩遮住。军人们买完咖啡转过身来，我突然发现那个高个子军人的左眼也被纱布包住，上面渗出猩红的血迹。（来源：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