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往都不一样，伊朗神权这次很难过了

2026年新第一个夜晚，伊朗抗议者反哈梅内伊的热情在持续燃烧……

库赫达什特：巴赫曼广场起火，抗议活动席卷全城

阿兹纳：警察局被抗议者纵火，要求政权更迭

卡瓦尔：紧张局势正在升级，抗议者焚烧哈梅内伊政权物品

如果你足够留意伊朗的新闻，会发现一个明显变化：街头的抗议愈演愈烈，而且在变形。它不仅是一次次被迅速定性的“政治事件”，而更像一种长期的社会塌陷过程。

过去一年，伊朗多地反复出现罢工和抗议，起因往往非常具体。工资拖欠，补贴缩水，燃料、电价上涨，食品价格失控。2024年以来，基础食品价格多次出现单月两位数上涨，肉类、食用油、乳制品成为普通家庭的“奢侈品”。不少地方的教师、钢铁工人、石化工人、港口装卸工先后停工抗议，运输司机和小商贩也开始公开抱怨政策环境。

这些人群，在伊朗社会中原本并不激进。他们不写宣言，也不谈宏大叙事，他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收入还能不能覆盖生活。这正是问题的严重之处。抗议不再集中在大学校园或文化圈层，而是蔓延到生产和流通环节，一旦这些环节出现持续性不稳定，整个国家的运转都会被拖慢。

伊朗政权过去并非没有遭遇挑战。2009年的学生运动，2022年因头巾问题引发的示威，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冲突。参与者以学生、城市中产和知识分子为主，诉求集中在个人权利、文化自由和政治表达。这类运动，政权可以通过高压、分化和时间来应对。

但这一次性质不同。现在站出来的人，焦点不是争论价值观，而是在计算账本。过去是你信什么，现在是你还能不能活。工人、基层职员、退休人员和商人，对意识形态的容忍度远高于对贫困的容忍度。当抗议从“我不认同你”变成“我撑不下去了”，神权政治最核心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动摇。

因为神权可以要求忍耐、牺牲和服从，却很难解释，为什么一辈子的劳动储蓄，会在几年之内化为乌有。也很难向一个做生意的人解释，为什么他再努力经营，也跑不赢货币贬值的速度。

伊朗经济的崩塌，常被简单归因于外部制裁。但制裁只能解释压力，无法解释结构性失控。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和经济的高度捆绑。

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已不仅是军事力量，而是深度嵌入伊朗经济体系的庞然大物。能源、基建、交通、金融、进出口贸易，都有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不同研究给出的数字略有差异，但普遍认为，其影响范围覆盖伊朗约四成的经济活动。

这些企业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盈利能力强，但透明度极低。项目招标高度不公开，利润上缴比例明显低于正常市场化企业，大量资金通过关联交易和内部结算沉淀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政府财政因此长期承压，却又无法真正触碰这些既得利益。

但很多人忽略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革命卫队本身，也在被掏空。

过去几年，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影子战争持续升级。无论是在叙利亚、黎巴嫩，还是伊朗境内，多名革命卫队高层指挥官、情报与技术骨干被定点清除。这些人并非象征性人物，而是长期在实战、组织和资源调配中形成威望的中坚层。他们的消失，直接造成了指挥链和信任链的断裂。

新补上来的，往往不是原体系内自然成长的接班人，而是过去处在边缘位置、依赖混资历而非战功和威望上位的官员。这种人对哈梅内伊的忠诚，更多是制度性的、机会性的，而不是生死与共式的。他们更关心如何自保，而不是为体制承担风险。

与此同时，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的基层成员，本身也生活在通胀之中。很多巴斯基成员并非职业军人，而是兼职性质，靠补贴、编制优势和社会资源维持家庭生计。当里亚尔暴跌、物价失控，这些补贴的实际购买力大幅缩水，一家人的生活同样受到严重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强力机器”，开始出现明显的出工不出力现象。维稳成本上升，执行意愿下降，形式上的忠诚并不能自动转化为高强度的实际行动。神权集团赖以生存的安全基础，在经济崩溃面前，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坚固。

当税收无法覆盖支出，削减预算会触动权力结构，加税又会引发社会反弹，伊朗政府最终选择了最短视、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办法：印钞。

过去十年，里亚尔的贬值速度几乎是自由落体式的。2015年，官方和市场汇率仍在1美元兑换3万多里亚尔的水平；到2025年，黑市汇率已突破145万。十年时间，货币购买力蒸发97%以上。这意味着，无论你多么勤奋，只要收入和资产以里亚尔计价，都会被系统性地掠夺。

这是一种隐蔽而高效的征税方式。它不需要立法，不需要公告，却精准地把成本转嫁给所有普通民众。储蓄被洗劫，中产阶层迅速萎缩，社会稳定所依赖的缓冲层被彻底打穿。

当货币失去信用，市场就会转向投机和囤积，进一步推高物价，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不是简单的贫穷，而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持续侵蚀。

但伊朗又并非一个没有历史纵深的国家。恰恰相反，它的历史记忆异常深厚。

在成为伊斯兰共和国之前，伊朗首先是波斯。波斯帝国曾建立高度成熟的行政体系和税收制度，强调法律、秩序和世俗治理。即便在伊斯兰化之后，波斯人依然保留了强烈的文化自觉，波斯语、诗歌和历史叙事始终没有被完全宗教化。

从这个角度看，神权政治并不是伊朗文明的起点，而是一段相对短暂的历史阶段。它更像一种现代政治实验，而非不可动摇的传统。

当经济崩塌、生活无以为继，人们自然会重新寻找叙事资源。是作为被要求不断牺牲的信徒，还是作为拥有悠久国家传统的波斯人，这个选择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政治含义。

历史不会自动带来改变，但它会提供想象空间。一个拥有如此厚重文明记忆的社会，一旦开始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变化往往来得比外界想象得更快。

伊朗未来会走向哪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一个政权在经济上失血，在安全体系内部也开始松动时，它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次可以靠时间解决的危机。更何况，对于所有伊朗人来说，海外还有一个选择：巴列维王子…虽然他没有政治力量，但作为一个号召物和吉祥物，足够了…

这一次，伊朗神权，确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