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犹豫了半天，不知道是否该写这篇小文，但现在还是决定写出来，理由就在文章本身。今天（4日）上午，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举行记者会，我们的两位摄影师一大早提前进入发布厅，为我们后来赶到的三人预占了靠近主席台的位子，包括记者胡玲、雷宇和我。我们三人抵达的时候，大厅里已是水泄不通，很多同行站在大厅后方和座位之间的夹道里。
刚刚落座，就听到有人高喊着我的姓名。我转头一看，那人站在夹道里，满脸亲热和欢喜。我想，也许是很久很久之前的熟人，记不起来了，赶忙站起来伸过手去。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澳大利亚《新快报》的，以前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经常看你的节目。初次见面，多关照。”这么热心的观众和同行，我岂敢怠慢，于是赶紧回报了几句热情的话。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是吃了他的糖衣炮弹。他说：“我今天必须得到提问的机会，否则报社就不给我发工资了。你坐的位子靠近主席台，我能不能跟你坐一张椅子？”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就随意地“哈哈”两声，继而转身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真地跟着走过来，站在我的旁边，执意要我让开半个屁股的位置给他。看着他迟迟不肯离开的样子，我自己反而感到有说不出的尴尬。
看到这种情形，坐在我旁边的胡玲和雷宇已经很生气，赶忙出声保护我这位“杜老师”，质问他：“你要和杜老师坐在一张椅子上，在这样的场合，你觉得合适吗？”听到两位年轻女记者的质问，这位老记者火冒三丈，大声嚷嚷起来：“你们为什么要把矛头指向同行？我得不到提问的机会，老板就不发我工资！你们还太嫩，怎么能这样对待前辈？”
我们的两位女记者是见过大世面的，而且都是伶牙俐齿，怎么可能被这样的“前辈”所唬住。见到这种架势，这位前辈只好自找台阶，转而满脸热情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名片递给我，然后就一边骂着我的两个同事，一边挪着步，悻悻地走开了。我看了一眼名片，上面写着：澳洲新快报特约记者叶XX。
接下来发生更有趣的事情，想必大家都已经从电视直播里看到了。在傅莹回答大约第13个问题时，这位站在大厅后方的前辈不断地高喊：“我是澳大利亚记者，我要提问！”主持人再三提醒他“不要喊”，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以至于后来干脆直呼其名地高喊“傅莹！我要提问！”最终，前辈如愿以偿，先是说了一段冗长的开场白，并且指挥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他，然后就提出了那个关于刘源为何被安排到全国人大的问题，此处就不再赘述。
记者会结束之后，叶前辈立即被年轻的记者们包围，至于他说了什么，我无从得知，但感觉到他显然已经成了这次记者会的新闻人物。当路过我的座位时，他依然热情地冲着我笑，并且踌躇满志地对我说：“我说过吧，我一定会有机会提问的。这一下，我的机票就能报销了。”我的反应很迟钝，不知道该祝贺他，还是应该怎样，所以只是给他一个微笑。我做了那么多年的记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还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前辈。我心里其实很矛盾，不知道该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他。论态度，他对我很热情、很友善；论冲劲，这位前辈还真有令人尊敬之处；可是，若论其他种种，我就不好多说什么。
比如说“规矩”二字，毕竟是做人、做记者最起码的素质。我后来想，如果我答应让出半张椅子给他，那到最后，我就只好被迫地把整个椅子拱手相让。我没有什么优点，但至少还懂点做人处事的规矩，至少不会为了自己而强人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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