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女白领 在上海"找回了自己"

　　2016年的两部国产剧《欢乐颂》、《小别离》的热播，也让城市“新中产”成为了热门话题。2017年初，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发布消息称，当前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尽管这一阶层很容易被定位为“中产”，但接受央视采访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却认为自己收入水平、资产总量和消费水平还达不到中产阶层。

　　2017年1月，发表在半月谈网的一篇文章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图景：“多毕业于知名高校，从事体面的职业，在大城市安下小家，热爱知识和学习，追求有品质的消费和体验;这又是一个脆弱的族群，下一代的教育、住房、家庭成员的健康都是他们焦虑的来源。”

　　回顾2016，我们将目光投向他们，讲述他们“挣扎在悬浮状态”的焦虑与彷徨，记录他们为梦想和更好明天的不懈奋斗与期盼。

　　23点18分像个魔咒。

　　连着两个月，26岁的韩忆总卡在这个点儿前三分钟内冲进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隆德路地铁站。

　　“末班车啊末班车，再晚就要错过了。”一路狂奔的同时，她心里默念着。直到一屁股坐下，呼哧呼哧的气息还未平稳。车厢里人很少，个个神情倦怠，散发出“生人勿近”的气息。韩忆看对面玻璃上映照出自己的脸，一样面无表情的疲惫。

　　她想起家乡L市——一个西北的二线城市。三个月前，她在那里一家不超过20人的政府单位新媒体部门上班，工作职责是每天挑选一些稿件编辑上传，偶尔写写会议通稿，承接一些线下活动。下午两点后就闲下来，5:30是下班时间，5:20开始就有人站在打卡的地方排队，看着表等打卡走人。

　　“L市估计十一二点你在街上能看到的都是刚high完出来，准备赶下一场的。”韩忆笑言。她的原同事和朋友圈子里至少有三个人号称自己是“夜店小王子”。

　　这让她觉得孤独。比一个人赶末班地铁更甚。

　　【一】

　　18岁之前，韩忆一直生活在L市。父母都是国企员工，家里没大富大贵过，但一直生活安稳，衣食无忧。年少时的日子，无非是上学读书，回家吃饭，假期和同学看看电影唱唱歌。像很多青春期的小姑娘一样，她疯狂追星，尤其热爱韩国综艺影视。

　　考虑到兴趣和职业，决定出国读硕士时，她选择了韩国成均馆大学影像学专业。根据最新的 QS世界大学排名（2016-2017），成均馆大学位列106，介于中科大和浙江大学之间。

　　祖辈有亲人在上海，韩忆出国前想毕业后到上海发展。母亲也支持她走出去，希望她能够在大城市实现理想。但当时的男朋友坚持留在L市，她说不过男友，只好迁就，“想着毕业就回家，陪着他”。

　　2016年6月28日，硕士毕业回到家当天，她在网上投递了一份简历，三天后便入职了。相比起前三年独自在国外读书的艰辛，生活像是突然切换了“easy”模式。她连用两个成语形容工作的轻松：“顺风顺水，如鱼得水，完全没有任何挑战。”

　　单位离家不算远，不需要租房，家里还有人做饭。遇到任何问题可以找爸妈咨询一起解决。朋友也多，想聚的时候吆喝一声，随时能找到人。

　　“就是自己地盘的感觉。”她喟叹着，神色里划过一丝怀念。可没有任何犹豫，又补充一句：“但是满足不了我。”

　　最简单来说，聚会除了吃饭喝酒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我想看个展览，没有。话剧？没有。连演唱会都没有！生活安逸归安逸，闲的时候太无聊。”韩忆拿起小勺从面前的盘子里划下一小片蛋糕放进嘴中。

　　上海的法式西餐厅的下午茶糕点精致，空气里弥漫着甜美的香气，不时夹杂着飘来一两句隔壁姑娘嗲嗲的沪语。

　　在首尔经历了三年大城市的生活后，韩忆无需刻意对比，便直观地感受到家乡的某种匮乏。尽管在人生的前18年里她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到上海两个多月，情况也没有好多少。

　　除了偶尔的下午茶，她参加过的娱乐活动屈指可数：和同事去看过一场电影，逛了两次街，顺便看过一次展览。主要是没时间。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日常的节奏是7:20起床，8点左右出门，9点前到办公室，赶地铁末班车回家。

　　早高峰的地铁印象最深刻：“挤到死，不靠别人我都上不去。”电影《釜山行》刷屏的那段时间，她每天早上被挤在一群人中间晃晃悠悠，总在脑补画面：“啧，要是丧尸爆发在这儿，根本不用跑，跑都跑不动。”

　　如果不是2017新年伊始的一次打车，她都不知道日日途经的地铁之上，路面是什么样。那天她加班超过了十二点，打车软件定位在公司旁边的上海印钞厂，不明真相的司机师傅感叹：“喔呦,最近这个人民币动荡啊，你们印钞票的都加班到这么晚呐？”

　　2016年12月30日夜晚的上海西站地铁站。她在朋友圈中这张照片下面写：我在上海，我在2017等你，愿你在新的一年做自己。韩忆当作冷幽默一笑而过，随即瘫在车椅背上。窗外一盏盏路灯近了又远，褪去白日喧嚣，夜色中的上海有一丝清冷的味道。房子租在上海西站后面，车离得越近，路上越安静。

　　“一点儿都不像上海”，她想。设想中的国际化大都市，本应是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繁华如昼。

　　回到家，合租室友吃了晚饭没清理，客厅的桌上一片杯盘狼藉。她默默叹口气，顾不上碗筷，只把自己洗洗刷刷，扔在床上。晚睡有点失眠，思绪清醒着，身体却很沉。次日早晨起来，两个大黑眼圈异常醒目，她只好对着镜子在心里哀叹一声。

　　【二】

　　纵使如此，韩忆也没有后悔过来上海。从首尔回到L市再到上海，2016年折腾了一大圈，她如今笃定，大城市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半年前在L市，按她的话说，是“躺着上班的”。加班完全不可想象，通常的情况是下午一两点后就无事可做，同事们纷纷开始睡觉或者聊天。韩忆对工作一度有很多想法，比如能不能做一些活动，如何优化稿件……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人在乎，上司都经常不在办公室，自己出去接私活儿。

　　这一度让她强烈地觉得自己和大家的思维不在一个频率。“啊我的一腔热血，没有地方用！”她做一个捂胸口的夸张动作，随即大笑起来。

　　转而又皱了眉头：“最后用来对付人际关系。”单位里，谁和谁吵架了，谁离职了，谁和老板闹不愉快了……小道消息传得飞快。小团体和暗地里的较劲不间断上演。“天天跟《后宫甄嬛传》一样。”韩忆说着，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上司喜欢拉微信群。开心了就拉一个，不开心就重新拉一个把某人踢出去。“他很在意能不能看到我们朋友圈。有一段时间我朋友圈把他屏蔽了，他就把我踢出群了。”这让韩忆哭笑不得，只好又开放了权限。

　　“都是太闲了！”她总结。同样的话也被用来形容当时的公务员男友，尽管他工作十分忙碌。“他那种闲，”韩忆停顿了一下，斟酌着说：“是人不再进步了的闲。你能理解吗？”

　　男友从未离开过L市。韩忆出国读书，希望每年能存一点钱出去旅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期待，在他看来，是爱浪、贪玩、不踏实、不会过日子。韩忆觉得，是小城市的环境造就了他封闭的状态。

　　但男友并不是没追求的人，身在公务员系统，也总想努力争取一官半职。只是他的渴求有时让她觉得可怕，因为他想要的似乎并不是实际成就什么事业，而是权力本身带来的快感。也有家庭背景好的朋友，聊天时说到问题会本能地回复她说：“找你爸妈啊”。这让韩忆觉得越来越难以交流：“因为她就是什么事爸妈都能打点关系帮她解决。”

　　“关系”在小城市中发挥的作用，常常看得见也摸得着，韩忆并无意评判好坏对错，但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无法认同：“我宁可靠能力吃饭，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很多个和朋友聚会的晚上，她在KTV和酒吧度过，一群人带几箱酒去喝，喝不完不能走。有那么几次，在人声喧嚣的瞬间，她心底突然暗生出微妙的恐慌感。她说起一个闺蜜的男朋友，家里条件很好。“他每天晚上都这么过。每天。”韩忆强调说，“这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的状态。”

　　她怕时间长了会被同化。又担心长时间不融入，会脱离朋友们的圈子。也有闺蜜已经结婚生子，她渐渐发现没有办法和她们讨论老公孩子之外的事。“（回家）三个月就已经是这样子了，那未来三年，三十年……太可怕了。”韩忆摇摇头。

　　聚会结束若超过晚上10点，公交车就没有了。地铁还在建设中，没有线路开通。关于打车，市井中广为流传着一个段子：“不能说自己去哪，要问师傅您去哪儿，能不能跟车上几位拼一下，顺路捎我一程。”这在韩忆看来相当写实。

　　在家乡待的时间越长，她越感受到格格不入。起初对于“某种匮乏”的直觉和不适，逐渐累积为一种反省的自觉——她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规则，也没有自我”。

　　【三】

　　在家乡入职不久，上司开始频繁带韩忆出席饭局。一开始是谈生意，逼着她喝酒。喝酒在当地几乎是民俗的一部分，作为土生土长的L市姑娘，韩忆酒量不差，曾和朋友一起三人分了48瓶啤酒。但她不喝白酒，也不喜欢应酬。

　　饭局上都是白酒，大家要先集体碰三杯，之后开始轮番敬酒，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敬到其他人，结束之前再干一杯。“要喝到原地爆炸才能走。”她挥舞着手打了个夸张的比喻。

　　上司说，你从韩国回来，应该是烟酒不忌的。“那个感觉好像我是在国外很不正经地混了三年回来！不知道他们对留学生的生活有什么偏见。”韩忆语速都快起来。这让她非常生气，却无法发作。最多的一次，酒桌上加她一共四个人，喝了四瓶白酒。

　　后来私人饭局，上司也要叫她。有一次喝多了，同行的还有另一个同事小姑娘，上司就让小姑娘领着她一起去黄河边坐坐。风一吹，韩忆有点断片儿。第二天小姑娘跟她说，她意识不清的时候，上司的手一直放在她大腿上。小姑娘觉得不对，拉着她一直送到家。

　　那是入职的第三个月。此前林林总总，还牵涉到男友和上司的摩擦。韩忆觉得心累。她想，是时候准备离职了。

　　辞职后不久，她跟男友也提了分手。男友总以为是他和那个上司撕破脸皮，韩忆站在上司一边才要跟他分手。韩忆很无语：“根本是三观不合。是因为这么多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成长过。”

　　辞职后她被母亲“禁足”在家冷静了一周，重新思考了一下自己的生活。结论是，一定要去新的地方，完成自己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

　　于是投简历，买车票，来上海，租房子。马不停蹄忙碌了近一个月，终于在2016年11月初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在一家营销咨询公司做新媒体运营。

　　第一次上手，新上司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评价：“你这是刚出学校的水平啊。”韩忆一阵心慌：“好怕没过试用期就让我滚蛋。”她开始拼命看各种公众号，看书做读书笔记，发现从前以为是复制、粘贴、检查错别字的工作，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公司也有一套体系和方法，能够学到很多。

　　“有种紧迫感，人生顿时充满了意义。”她哈哈笑起来。“现在想想当时在L市，简直是，我一天的工作量顶他们一周。”第一天上班，晚上六点上司还没下班，她也没敢走。从此加班就成了常态，“每天忙到飞起”。

　　虽然总是一边忙一边吐槽，但她还是开心：“能见识到更多的东西，这种成长让我有莫大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让我觉得自己没白活。”她开始学着有逻辑地汇报工作，跨部门合作沟通协调，控制情绪解决问题。每完成一件事情，都觉得自己有了一点进步。

　　新上司也会带着她和同事吃吃喝喝，但不会拉着她使劲灌酒，也不需要她时时刻刻防着对方做点什么。公司里每个人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没人聊八卦：“没有空，而且专业。”尽管月工资到手只有5000块，一半都要交房租，她还是觉得挺好。

　　“我们老板也是白手起家。”她咧嘴一乐。在她看来，上海竞争激烈，但机会是公平的，所以总有希望。

　　【四】

　　2016年11月底，姥爷病危。韩忆紧急买了机票回L市，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姥爷还是先走一步。她内心挣扎许久，有点崩溃。“所有事情都堆在一起的时候，是在考验你的。”她说。

　　她开始意识到亲人的老去，意识到所有人的相处都处在一个倒计时的过程中。面对长辈，她开始尽量顺着他们，以前懒得回答的话，现在也都会耐着性子一一讲述。

　　但她不打算再回家乡了。对她而言，2016是“找回了自己的一年”，因而无比坚定。拥挤的地铁，繁忙的工作，未来买房、养老的压力，她都不再去想。新的人生哲学是：生活总会遇到困难，但应该尽你最大的努力先解决困难，实在不行了再去考虑想别的办法 。

　　她说：“谁都知道北上广压力很大，难道因此就要直接离开吗？也许未来到我在上海过不下去的时候，会转战到二三线城市，但至少我努力过了。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我对未来没有规划，但我是真的觉得不要想太多，未知的东西会带来恐惧感，我觉得这是一种无谓的恐惧。”

　　但她对L市依然怀有深刻的眷恋，觉得那是个兼具文艺和狂野的有情怀的城市，那种情怀又一定要离开了它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可能是离得越近越看到它真实的一面，所以有点幻灭，但不代表对它没有感情。吐槽也只有我能吐，别人敢吐槽我抽他。那就是我家啊。”她念叨着，买了大年三十回L市的机票。

　　唯一一次打车回家之后的第二个夜晚，她在地铁末班车上放起了一首与家乡有关的歌。一曲终了，她转发到朋友圈，附言写道：“我知道，无论我漂洋过海，你都在等我回来。我记得那里有爱过的人，和不曾老去的青春。我永远都是你的野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