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李鹏，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六.四”。在八九民运、六四事件中，李鹏的表现和强硬处理手法，更多是源于他个人的意志，还是体制的原因？今天的中共官员处理异议运动的手法有何变化？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鹏7月22日病故。他在八九民运中支持邓小平，铁腕镇压抗议民众，获得中国官方称赞，也遭海外民运人士谴责。
现在台湾的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原为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是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亲历者，著有《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等书。吴仁华认为，当年李鹏成为六四屠杀的主要责任者，个人因素大于体制原因。
“因为职务比他更高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也是在同样的那个体制里，但是因为他个人意志跟李鹏不一样，个人看法、价值观不一样，所以赵紫阳就没有成为六四屠杀的主要责任者。”
吴仁华认为，如果当年换一个人坐李鹏的位置，即使在中共体制下，也未必必须支持邓小平对抗议民众血腥镇压或像赵紫阳一样黯然下台的两种选择，八九民运的走向和结局也会不一样。
“因为在六四的时候，5个政治局常委里头，李鹏跟姚依林是坚决主张镇压的，赵紫阳跟胡启立是主张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处理的。另外一个常委乔石是保持中立的态度，但是稍微偏向赵紫阳跟胡启立。所以如果当时是万里作为总理、作为政治局常委的话，那么5个政治局常委里头，可能会有3票反对镇压。”
美国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也认为，李鹏成为六四屠杀的二号元凶，更多是出于他个人的原因，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卸给体制。
“现在很多人有个误解，认为六四的结局好像是不可避免的,谁要站在温和一派，谁就注定要陷于悲剧命运。不是这样的。当时在89年的时候，包括在中共上层，同情和支持政治改革的人也很多。其实八九民运，最后的六四屠杀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胡平认为，六四后，温和派出局，强硬派在中共内部占了主导。
“六四之后这么多年，在中共最高层就几乎没有温和派或者叫开明派了，只是他们强硬的程度会有所不同。所以这就导致了目前中共在新疆、西藏等诸多国内问题上，还有在香港问题上，基本上都是所谓强硬的路线。只不过强硬的程度会有所不同。”
吴仁华指出，中共当局从六四事件总结的经验教训认为，镇压行动启动的太晚了，学运和民运的规模太大了，以至于后面的镇压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所以六四后，中共启动了强大的维稳体制，在全国各地采取措施，要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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