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中国的贪腐问题非常严重，但经济增长也非常迅速。近年来，按大多数标准衡量，中国的腐败程度减轻，但经济增长也在放缓。越来越多的研究暗示，这或许并非巧合。
2015年中国咸宁的一场对某位中共官员的庭审
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中国的贪腐问题非常严重，但经济增长也非常迅速。近年来，按大多数标准衡量，中国的腐败程度减轻，但经济增长也在放缓。
这或许并非巧合：越来越多的研究暗示，在缺乏深层次机构和金融行业改革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贪腐活动实际上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十分重要。
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政府的一个标志性举措就是迫使不守规定的地方官员受到约束。针对官员腐败行为的广泛严厉行动帮助他巩固了地位和权力。但切断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替代渠道可能令小型、私营企业受创最重，这些企业在中国官僚系统中本就处于不利地位。而正是这些企业推动了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因此，这成为一个大问题。
腐败是出了名的难以衡量，不过，自习近平发起反腐行动以来，两个广为引用的指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和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control of corruption)——都大幅改善。2011年，中国在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排名中位列37%的国家之前，到2016年位列49%的国家之前，排名大幅改善。2011年至2015年间，因违纪受到处罚的官员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达到逾30万。
甚至在习近平主政之前，学者们就已经在强调贪腐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奇怪关系。基本的论点是，当法院和市场等公共机制公平且运转良好时，腐败会损害增长。反之，且当官员与经济增长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时，适度的腐败可以帮助地方官员和企业规避低效的机制或不合理的监管规定。
《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年的一篇文章着重提到了从企业层面看这种关系的运作方式。这篇文章的撰写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们发现，反映潜在腐败活动的指标（这里指的是企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天数）是销售增长中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就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
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得融资的企业来说，这种影响被放大了——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严重偏向国有企业。这表明，除了反腐运动外，还有北京从2016年末开始严厉打击影子银行的举措，令经济增长引擎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过去，民营企业可能已经找到了弥补资金短缺的办法。但如今，官员们害怕越线。
更多的近期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关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2019年5月发表的一篇由白重恩、谢长泰和宋铮撰写的论文指出，中国私营公司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从当地政府领导获得特殊交易，从而使他们要么能够打破正常规定，要么获得更有利的资源渠道。他们发现，拥有更强政治关系的私营公司能取得更快速的增长，并且更易获得银行贷款。
打击腐败的行动可能也在以更为不易察觉的方式在削弱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学者们都强调指出，在提升公共收入和增长的各种不同地方性举措中，中国的官僚模式是如何促进了竞争和试验，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政绩。成功的试验包括中国的经济特区，政府中的不同派别都能够以特区为由推行他们的政策，并随后推广至全国范围。允许一定数额的贿赂以及可带来非税收收入的创意，比如建设许可费，能让地方官员与增长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并削弱他们对改革的抵触程度。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洪源远(Yuen Yuen Ang)在2017年发表在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种中国官僚体制的“特许经营”模式。她还指出，许多在反腐行动中落网的地方官员在倒台前都被认为表现出色。在《韩国时报》(Korea Times) 10月份的一篇社论中，洪源远说，她即将发表的对市委书记职业生涯进行的研究显示，因腐败指控而倒台的市委书记中有40%在过去五年中得到了提拔。
通过如此有效地摧毁相互竞争的派系，并重新调整地方官员的激励措施，使其不与增长和创业精神挂钩，而是转为与严格遵守北京方面的指示挂钩，习近平政府可能也无意中削弱了前习近平体制的一大优势：创造力。
此前不受约束的地方官员也制造了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过度投资和松懈的环境监管。在应对这些问题方面，习近平政府的措施一直很有效。然而，代价是巨大的，尤其是在缺乏运行良好的市场和公平的法庭来帮助最好的公司获得资金、挑战不公平的监管和抵御具掠夺性的国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一个非常清廉的中国官僚体制带来的问题可能与其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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