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国务院上周四（2月13日）公布，免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晓明的职务，改任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保留正部长级。港澳办主任一职由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夏宝龙兼任。香港中联办新任主任骆惠宁、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分别兼任港澳办副主任。香港媒体指，在香港反修例风波后，更为深远地看，甚至不排除会把治港工作和对台工作进行整合，有成立“一国两制”委员会的可能。
据香港01今天报道说，中央重整港澳系统 ，“一国两制”委员会成立可期。
中国国务院上周四（2月13日）公布，免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简称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的职务，改任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保留正部长级。港澳办主任一职由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夏宝龙兼任。香港中联办新任主任骆惠宁、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分别兼任港澳办副主任。这是在香港反修例风波后，中央港澳体系进行的重大结构性调整。
对于这次不同寻常的人事调整，很多人聚焦于夏宝龙的“老将出马”，以及张晓明的“变相降职”。但事实上，此次调整的意义远超人事，它是在组织结构上全面厘清和理顺了中央治港（澳）体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简称港澳小组）、港澳办、中联办之间，乃至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更为深远地看，甚至不排除会把治港工作和对台工作进行整合，有成立“一国两制”委员会的可能。
该报道说，每一项重大调整，背后总有一套逻辑支撑。由副国家级的政协副主席、港澳小组的副组长夏宝龙兼任港澳办主任，客观上提升了港澳办的级别，职能上更多地回归于港澳小组下设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而港澳办原主任张晓明“降级”为常务副主任，同时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让“港澳小组－港澳办－中联办”形成了垂直的权力结构，犹如打通了中央治港（澳）体系的“任督二脉”—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港澳小组，往下是中央政策与办事机构—港澳办与港澳小组办公室，再往下则是驻港澳一线的中联办，以及特区政府。这就最大限度避免治港（澳）机构各自为政、多头管理所产生的内耗。再加上夏宝龙在层级上是副国级国家领导人，又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共事背景，这样的安排表明中央对港澳工作重视的同时，也使港澳办协调其他部委与地方资源时有更大力量。
港澳小组现任组长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负责分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副组长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尤权，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刚刚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夏宝龙亦是港澳小组的副组长。
中央治港（澳）体系中另一部门中联办，是中央政府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派出机构，与中共中央香港（澳门）工作委员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虽然港澳办设在中央，中联办设在香港（澳门），但两者在今次调整之前行政级别上都是部级单位，没有隶属关系，也就是说谁也不是谁的上级，这样的设置很容易造成各自为政和多头管理。
以香港为例，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没有机构能够成为香港事务的最终拍板者，以至于凡是有关香港的事情，事无巨细都要中央高层拍板，很多时候既不利于及时解决问题，也很难获知香港问题的本质，很容易让中央陷入被动。另一方面，每一个机构都可能有自己的主导利益，在理解中央政策上很可能出现偏差，结果便是政出多门，在治港问题上始终缺乏稳定的政策思路，进而影响“一国两制”的实践。
过去半年多以来，因为反修例风波的爆发，困扰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和“一国两制”良性运转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给北京治港工作带来惨痛教训。显然，中央政府要管理香港这样高度自治且深层次结构矛盾突出的地方，需要一个独立的、高度集权的、垂直管理的体系，此次港澳办的调整恰恰完成了这样的改变。
据该报道认为，“一国两制”委员会或是未来选项。
报道称，事实上，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进行的大规模“党政机构改革”中，就发生了“小组治国”到“委员会治国”的政治体制之变。当时，不仅全新建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等在内的委员会，还将此前的四个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资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全部升格为委员会。
香港01说，可以想像，如果“一国两制”委员会设立，必然将整合对台小组和港澳小组两个议事协调机构，习近平自然会是委员会的主任，而汪洋和韩正相应也会担任副主任，其他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必然进行统合。这样设置对于“一国两制”的实践，特别是台湾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势必是一个值得探究和思考的话题。究竟会否如此演进？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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