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的国家不想让我回来”

詹姆斯·刘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爱国者。

在中国的国庆日，他哽咽着观看了阅兵仪式，看到一个从落后走向强大的国家。他看《战狼2》看得起鸡皮疙瘩，这部类似《第一滴血》的中国大片讲述了一名超级英雄式的老兵，凭一己之力营救被困在国外的同胞。

“我是真正的小粉红，”他说，这个带有贬义的词指的是共产主义红色中国的民族主义年轻人，他们把互联网当作爱国战场，与贬低中国的人战斗。

结果，21岁詹姆斯·刘发现，他一直以来捍卫的国家并不想让他回来。

这位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就读的应届毕业生，已经成为因冠状病毒大流行被困在国外的无数中国人中的一个。航班在消失。回家的机票无比昂贵。中国政府担心像他这样的人会携带病毒，因此限制了国际航班，并告知侨民留在当地。

当留学生在网上质问为什么他们不能坐飞机回家时，国内的人告诉他们离中国远一点。他们说，这些被宠坏的学生可能危害中国控制疫情的成功。

和其他无数滞留海外的中国人一样，詹姆斯·刘第一次与自己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发生了冲突：国家利益高于个人需求。这乍听起来很有道理，甚至合乎逻辑，但它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观点截然不同，在这些地方，少数人的权利也应该受到保护。

这回，被困的学生和员工成了少数人，他们就得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出牺牲。这样一来，他们就加入了政府批评人士和香港民主抗议者之列——这些人正好是他们长期以来在网上反对的群体。

一些小粉红正在重新思考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下，国家、政府和共产党都是一体的。

詹姆斯·刘谴责香港的民主抗议，认为那是分裂中国的企图。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的心情越来越复杂，”5月中旬，詹姆斯·刘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写道。“我爱的国家不想让我回来。”他在电话采访中告诉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许多针对像他这样的留学生的批评时，他觉得自己像是“被人狠狠揍了一顿”。

他们的观点有朝一日可能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塑。他们中的一些人长大后会成为商界、学术界或其他机构的领袖。他们可能仍是爱国者，但对自己的国家会有更微妙的看法。而且，他们可能不再那么快就相信从政府那里听到的一切。

“你能想象一直坚定的信念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詹姆斯·刘说。

阿拉巴马州特洛伊大学(Troy University)的大三交换生黛西·冷完成了学业，但很难买到回家的机票，她在微博上写道，她真心爱国，也反对过那些胆敢抹黑中国的人。但由于政府的限制，她的四次航班被取消，她很沮丧。

“心都凉了，”她写道，还加上了一个心碎的表情。

 目前还不清楚还有多少人处于类似的困境。截止4月2日，共有140多万中国留学生生活在国外，其中近三分之一在美国，詹姆斯·刘和黛西·冷就属其列。

许多人在2月或3月没有着急回家，因为国内的冠状病毒疫情看起来更糟。还有些人想完成这学期的学习，而不是回家忍受痛苦的时差上网课。有些人则听从了中国政府的指示，保护好自己，但要留在原处。

后来，大流行袭击了全世界。中国航空监管机构开始限制外国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频率。中国的航空公司有飞往海外的航班，但承载能力有限。与此同时，像印度这样不那么富裕的国家，都在组织受困公民的救援。

许多中国学生在中国航空监管部门的官方微博上发出请求，并抗议航班的取消和昂贵的票价。对他们而言，中国就像一个美丽但无法触及的梦。

“这盛世，如你所愿，”许多人引用官媒的口号说，它的意思是中国人要对生活在一个成功的国家心存感激。

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可能属于自40多年前中国对外开放以来，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的一代人。他们是在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日益强势的宣传中长大的。在学校里，他们被不断教导称，中国被西方国家羞辱了一个世纪之久。

接触外国文化和语言并没有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愿意接受外国思想。社交媒体——特别是微信——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身处国外，但也活在中国的泡泡里。

而共产党早已精通煽动他们爱国主义的艺术。《战狼2》就是他们的成功故事之一，这部2017年上映的动作片成为中国票房冠军，激励了像詹姆斯·刘一样的人。

在该片末尾，那位中国老兵在非洲国家挥舞国旗的长镜头结束后，一张红色中国护照的背面逐字打出了这样一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对许多留学生来说，这些都是空话。“真实的世界里，没有战狼来救我，”一位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在微博上写道。

电影《战狼2》成为中国的票房冠军，激发了年轻人的爱国主义。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4月初，詹姆斯·刘花900美元买了一张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6月份飞往上海的机票。后来，由于中国当局限制美国航空公司，达美航空的航班被取消。

票价上涨了。他的一个朋友花1万美元买到一个经济舱座位。詹姆斯·刘对自己第一份工作的月薪预期只有1000美元多一点。在美国读书已经花了他父母很多钱。

在那之后的几周里，詹姆斯·刘睡不好觉，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他加入了交流航班信息的聊天群。他发现4000美元一张的票价在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价格，但要通过纽约、墨西哥城和东京转机。他的母亲否决了这一计划。太多转机会增加他接触病毒的机会。

最后，他订了一张从洛杉矶飞到韩国首尔的票，那里距离他的家乡中国厦门还有370英里的路程。价格：2500美元。

“拿到了机票才觉得心里好受一些，”他说。“否则我真的快要怀疑人生了。”

这些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匿名发言时都毫不掩饰，但在采访中却有所保留。举例来说，詹姆士·刘将不满集中在中国的航空监管机构上——最近，在美国官员挑战其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限制后，中国航空监管机构做出了让步。特洛伊大学的黛西·冷说，她理解监管机构的动机。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屈服于一种新的感觉：恐惧。提到《战狼2》的那位在日留学生说，她担心接受我的采访会招致中国政府的报复。

然后，她邀请我加入了一个有将近500名中国学生的微信群，他们在里面交换有关航班、签证、学校的信息，表达着不满情绪。由于担心受到政府的惩罚，他们告诉彼此不要接受新闻采访，甚至中国媒体也不行。

有时候，当他们忍不住骂政府或政策时，会有人迅速警告他们最好闭嘴，否则他们的微信账号有被关闭的风险，或者一旦回到国内会被请喝茶。

一名学生被警告之后发了一个表情，上面写着每位中国公民应该遵守的12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连发五次，仿佛在向这个监控国家表忠诚。

“我生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红色教育，”詹姆士·刘对我说。“现在，能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