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美国学者刚开始思考如何为民主查漏补缺时，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则在新著《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中，提出了一种更大胆的构想：无关民主、重视治理质量、由专家集体领导的“专主制”。
作者指出，49％的美国人认为，应该让专家而不是政府来决定国家的最优选择，而此前这个比例只有32％。也许小扎就是看到了这个趋势，在为进白宫做准备了？。】
《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出，美式民主既可以凝聚团结，也可以导致分化。这场持续两年的“有毒”的竞选，一方面袒露出国家结构的深刻裂痕，另一方面却无法提出任何共同议程，来弥合这种分歧。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传唱着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曲颂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承认，美国需要降低——甚至大幅降低——其民主程度。
在过去十年中，许多发达国家已在财富、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公共安全等方面超越美国，美国人对此已屡见不鲜。如果这还不足以引起美国的重视，盖洛普公司2014年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不但对联邦政府感到厌烦，而且对政治体制失去了信心，不满率倍增至65%。这说明政策的实施和规划两个层面都出了问题。如今，仅仅拥有民主制度是不够的。
今天的美国政治代表着退化的权术，而非良善的治理。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政治舞台称颂不已，仿佛它仍体现着托克维尔推崇的公民民主。然而，民主本身并非目的，推进有效治理和国民福祉才是更伟大的目标。如今，美国人无法感受到社会的整体进步，因此他们不再信任白宫、国会、政党、最高法院、大企业或教会等机构。这些统治机构留给下一代人的遗产，是一个运作不畅的政府和社会，它将无法应对复杂的未来。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近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提出疑问，美国政治体制是否需要某种外部震荡——例如战争或革命——来刺激其政治秩序跳出目前的螺旋式下降，回归于重视政绩而非权术的正轨。或许唐纳德·特朗普恰好代表着这样的震荡。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这场民粹主义革命使许多人担心特朗普将带来无法制衡的暴政。
在柏拉图眼中，民主带来暴政。这位古希腊先哲阐述了从贵族统治到暴君统治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可能性，民主制度处于通往堕落的倒数第二个阶段。对柏拉图来说，古希腊城邦的成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教育程度良好、重视参政的公民阶层，二是睿智的统治阶级——这意味着民主与贵族政治的结合。二者缺少任何一个，民主都意味着社会处于自由但危险的无政府状态，缺乏纪律的约束使它很容易沦为暴政的牺牲品。为了防止这种衰败，柏拉图认为政府应由心系公共事业的“卫国者”委员会领导。
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体制叫做技术统治。美国的民主已到了过犹不及的地步，它需要大大增强的，是专主制（译者注：在本书中，technocracy一般译作“专家统治”，在与“民主制”作比较时译作“专主制”）。
通往专主制的道路，不是战争、革命或者暴政，而是引导美国政治制度向更专家统治的方向演化。专家统治必须建立在专家分析和长期规划的基础上，而不是靠狭隘、短视的民粹主义的奇想。所谓技术专家，绝非那些自鸣得意的建制派精英。真正的专家型领导人统治具有功利主义（兼容并包地追求广泛社会利益）和贤能政治（有才干和廉洁得领导人）的优点。专家统治在政策制定上有严格的方法，绝非依靠临时拼凑和被动反应，也只有这样，政治科学才配得上被称为一门科学。
专家统治更接近于智商测试而不是人气比拼：琐碎狭隘的政治活动在社会上所吸引的注意力大大降低。在专主制国家，领导人绝不至于“现学现卖”或者仰赖顾问。他们不会沉迷于“上任百日”之类的短期政治秀。在他们的指导战略中，事实与数据取代了凭空辩论，具有与民主相等的价值。专家型政体也不会在陈旧的意识形态二分法上浪费时间，比如纠结于“大政府”、“小政府”孰优孰劣，它们只就事论事地看待问题，思考如何最大程度发挥政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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