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还相对弱势，那么不被旧均衡束缚的美国很可能会提高要价。所以，不管是朝鲜问题、台湾问题，还是中美贸易问题，变化才刚刚开始。
英国《金融时报》3月27日发表题为《中美关系：特朗普的新要价》的文章称，世界政治是一个精巧的局，相互依赖制约，形成均衡。现在，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能会成为改变中美关系均衡的重要变量。
中美关系的核心利益
在博弈论中，决定均衡的是参与游戏的玩家在不同策略中的收益，中美关系中双方的收益点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收益变量就是所谓的“核心利益”。
1948年后，美国“连日制华”，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底子就定下了。
虽然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在苏联是共同威胁的基础上，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文革”期间访华，中美关系缓和。改革开放后，搞“和平典范”，苏联崩溃，冷战结束，但中美关系意识形态的底子仍没有变。
在2010年，在一次公开论坛上，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表示，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国的国体、政体、政治稳定、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是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第三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条是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
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一开始就是围绕的这条主线。台湾问题，某种角度，就是一个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道统问题，即相对的合法性问题。台湾不能代表中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大陆政权的道统，也即合法性。
从这个角度，中美联合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一中各表”，是中国取得美国合法性确认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也是美国与中国做交易的一个结果。换一句话说，美国人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作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上的妥协，有一个报价。
新的要价
任何一个国家，其内部利益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分层，就很难避免其他国家利用这一点不断要价。核心利益的排序，意味着交易的空间。特朗普以及他的团队，即便现在没意识到，或仅仅是直觉性的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马上也会从中国政府的反应中清晰的意识到这一点。
既然中国存在意识形态利益首要利益，既然中国仍然需要全球化，既然中国还相对弱势，贸易弹性更小，那么，不被旧均衡束缚的人很可能会提更高的要价。要价变了，收益函数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个时候，旧均衡就会向新均衡变迁。所以，不管是朝鲜问题、台湾问题，还是中美贸易问题，变化才刚刚开始。
面对新的要价，如发生贸易对抗时，经济回缩，这就意味着“中美国”经济绑定减少，价值观议题会更猛烈的，以多种形式，在多个地区，多个领域冒出来。对中国而言，满足对核心利益的要价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满足要价的后续影响。
这个要价过程，称之为妥协也好，付出也好，或者贸易平衡也好，总之，“买买买”是一个再次绑定的好办法。但是，但对中国而言，这些政策的后续结果并不积极。
增加进口，会冲击国内经济与就业;放开保险、银行等法治密集型产业，必然对法治与透明度提出进一步要求。另一种办法是，正如中国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也是外交的基础，应对特朗普的新要价，敢于还价，能够承受贸易战后果的另一个方法，是缩小中国核心利益几个层次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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