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人精英大辩论：中国必成第一经济体？

中国势必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吗？这是最近十几年来关于中国的常见辩论议题。认为中国势必成为世界第一的人，很多情况下也支持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反对中国模式的人，通常喜欢唱衰中国，并且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因此不可能赶超美国。

4月初，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于纽约广场酒店举行30周年庆。在年度高峰会议的前夕，有一个首席执行官与领导者论坛的闭门环节，采取了一个新鲜的模拟辩论模式。辩论的议题便是：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领先经济体吗？

由百人会会长吴华杨主持的辩论比赛分成两队，主张中国必定会成为第一经济体的正方代表是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合伙人谢安敏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反方代表是Supchina总编辑金玉米和荣鼎咨询公司创始合伙人聂大荣。

在针锋相对的辩论之前，参与的观众先接受匿名问卷调查，选填同意还是不同意“中国势必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主张。到了辩论之后再测试是否支持或反对该命题，看看辩论对观众的立场是否有所影响？同时，由观众票选优胜的队伍。

参加辩论的选手在会后对我表示：他们辩论的立场由组织方派任，并不完全代表个人观点。你猜，最后哪个观点和哪个辩论团队获胜？

开篇立论

正方：谢安敏指出，四大因素决定了中国必定在经济上成为主导国家。第一是中国市场之大，第二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灵活性，第三是尚未完全发挥的潜力，第四是外在的压力使得中国改变并以更持续的方式成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生产力的提高将弥补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所带来的冲击。而谢安敏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自我纠正，适应新的挑战，即运用所谓“游击战”策略，纠正自己的道路。即使在目前看来，资金分配不够有效率，但整体经济仍然有刺激增长的空间，同时外在压力会使它更能改变和顺应时势。她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目前的政策对经济有害。

反方：荣大聂则认为，中国倾向于对自己即将成为最大经济体过于自信，这反而削弱了它的实力。目前的政策与日常现实脱节，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经济的增长并不是势在必得。用购买力平价（PPP）来评估中国的增长，不可避免地造成统计数据的扭曲。

正方：杨大利认为规模事关紧要，中国目前有8亿人上网，这个庞大的群体举足轻重。中国的大数据是它的资源，目前已经是独角兽企业的第二大创造国。虽然美国想阻挠华为的崛起，但现实是，中国每年有750万-800万的大学毕业生，而美国只有400万，虽然中国大学毕业生品质良莠不齐，但其中仍有一些素质非常高。中国有14亿人口，美国只有3.3亿，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美国是6万美元，中国仍有成长空间。中国的下一代在以更进步的方式全方位增长，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的家长愿意为孩子的教育卖掉自己的房子。

反方：金玉米则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不稳定甚至脱轨的危险。连政府也承认GDP已经明显降低。人口老化问题很严重，劳动者素质不高，教育也面临重大挑战，食品安全、疫苗安全和环保问题非常严重，土地和河流的污染几乎不可挽回。中国成为第一经济体完全不是定论。

反驳攻辩

正方：谢安敏不同意中国过于自信的说法，相反，中国政府有很大的柔韧度进行灵活敏捷的调度，而且有能力面对重大挑战，中国不需要天翻地覆的改变。对技术创新的重视，会使民营企业更快成长，而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与盟友冲突不断，甚至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给了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

杨大利认为，今天在北京出生的小孩将会比在华盛顿特区出生的小孩活得更久。说到债务，哪一个美国地方政府没有债务？但中国没有暴起暴落的经济周期，可以通过“创造性毁灭”释放它的潜力。中国政府能更快地改变和适应，从长期来讲能有很大创造力，比方说上海已快要成立像纳斯达克一样的上市机制，将会鼓动更多的创新创业。

反方：聂大荣认为，不能够把经济增长视为理所当然。中国需要有更多改革，在中国虽然有很多投资，但投资回报率却很低。在公共利益和高科技之间，人工智能不是拯救中国未来的无敌子弹。

金玉米认为，中国大学有很多问题，而人们对于政府的信心正在减低。当今领导人的风格更接近毛泽东时代，人民极度忧虑食品安全，但情况比十年前并未改善，而民营企业受到挤压。教育虽然是父母的狂执，但最有头脑的人，即使有“千人计划”这样的机制，也不见得会回到中国或让中国受惠。

正方：杨大利认为，现在美国每年有35万中国留学生，只有很少一部分能留下来，大多数人都必须回到中国。而食品安全状况有显著改善。最重要的数据是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人的寿命平均为45岁，即使在全国各区域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到2019年，平均寿命达到了76.25岁；美国17%的GDP用在医疗费用上，在中国只用了不到6%，而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平均寿命（78.69岁）十分接近。

谢安敏再度强调，外国政府经常对中国政府施压，让中国更加开放，这起到了一种纠正的作用。

反方：金玉米指出，4月初《求是》杂志重新发布了习近平2013年的文章《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其中提到了西方的威胁。如果习近平不认为中国成为第一是不可避免，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如此。

结论辩词

正方：谢安敏认为，中国有未开发的潜力能够超越目前的情况，最近的减税和银行对私人企业的放贷，都开始起到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不需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中国仍然会成为第一经济体。

反方：聂大荣认为，生产力不见得永远都会增长。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年GDP以10%或更高的速度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起始点很低。中国从原来非常贫穷的国家成长到今天，如果以1979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GDP作为增长的起点指标，过去40年中国的年增长率只有4%。

比赛结果

比赛前的投票结果显示，观众中有14人认为中国必定成为经济第一，有7位反对，表明赞同正方立场的人是反对方的两倍。而比赛后的调研整体多了两名投票，其中16名赞成正方立场，7名赞成反方立场，显示辩论过程中所陈述的观点对于观者的立场几乎没有影响。

至于比赛的结果，有13名支持正方团队，8名支持反方，除了一票之差，几乎与立场投票的结果同步。关于辩论输赢的票选，虽然要求是独立于投票者本身对于立场的看法，纯粹以辩论的技巧和力度来判断，而结果显示观众对辩论队辩论能力的评估，可能与自身对于两种立场的观感仍有直接关系，而不见得完全是根据辩护团队的力度。

我认为可以把百人会的辩论比赛看作一个有趣的小实验，由于取样有限，并不能代表对参与群体意向的正式分析和结论。但即便如此，仍可以看出“中国势必执全球经济牛耳”论点的支持者，是反方的两倍。然而我们要问，什么叫“领先的经济体”？标准是整体的经济体量还是人均GDP？

麦肯锡在2018年12月发布的《中国与世界：一个改变的经济关系》报告中指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中国经济增长为全球带来巨大机遇。到2017年，中国占世界GDP的1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4年中国（自1870年以来）首度超过美国成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球最大经济体。按名义货币计算，2017年中国的GDP是2017年美国的64%，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它所做出的战略选择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未来更值得辩论的议题是，中国会不会成为综合国力的领导者？也就是说，除了经济，还有在军事、政治、外交及软实力等各方面领导世界的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参加辩论团队的四名成员，都是长期在美国研究或观察中国问题的专家，其中有三个是美国人，最后一个是美籍华人，而且只有聂大荣算是经济专业。如果这是在中国举行的辩论，可能辩论团队和参与投票的人，将更反映地缘视角，更倾向一面倒。正如谢安敏在辩论比赛后的观众提问环节中提到的：“中国被邀请到桌边的席位，但是未来它会被要求买单。”

由于地缘因素可能带来的视角差异，我想起了百人会2018年5月发布的2017年《中美两国公众印象》民意调查报告显示的，针对问卷问题“在未来二十年内，您认为哪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更大？”，在美国，51%的普通公众、56%的商业领袖、54%的政策专家和50%的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美国；而46%的普通公众、43%的商业领袖、41%的政策专家和48%的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中国。

同样的问题，在中国，23%的普通公众、32%的商业领袖、33%的政策专家和39%的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美国；而68%的普通公众、61%的商业领袖、59%的政策专家和49%的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中国。

针对问题“请问您认为20年后，哪个国家或地区会成为全世界的领导力量？”在美国，55%的普通公众、71%的商业领袖、54%的政策专家和64%的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美国；而30%的普通公众、23%的商业领袖、33%的政策专家和34%的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中国。

同样的问题，在中国，22%的普通公众、35%的商业领袖、35%的政策专家和24%的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美国；而60%的普通公众、57%的商业领袖、47%的政策专家和64%的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中国。

中美民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显示，在中国的受访者比在美国的受访者更肯定中国的经济前景和未来领导力。

今年4月1日发刊的《求是》，重新刊载了习近平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及候补委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时的讲辞，指出：“就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

有媒体观察者指出，重印版的讲词加了一段：“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

金玉米在辩辞中对这篇讲稿的诠释是，不要把“中国第一”当作历史性的“理所当然”。但这个讲词也说明，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同的地缘和国情也可能带来不同的视角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