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几周前，近日就中国在疫情初期的疏失问题发表看法的德国政界人士已经明显增多。执政的社民党籍联邦议员、外交事务党团发言人施密特(Nils Schmid)本周二(4月28日)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就说，就疫情起源问题应当展开独立调查，这能够阻挡阴谋论的传播。他认为，应当借鉴前些年抗击埃博拉疫情的经验，由世卫组织牵头调查，"这样的做法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
不过，与默克尔同属基民盟的联邦议会议员、德中关系议会小组副组长、卫生政策专家屈讷(Roy Kühne)的表态就要谨慎得多。他对德国之声强调，当前的政治工作应当聚焦于抗击疫情，这才是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至于全球是否因中国早期疏失而错失遏制疫情之良机、中国的生物实验室安全问题是否为可能的起因等议题，屈讷表示，他"不愿就这些暂时完全基于猜测的假设性问题发表看法"。
据《明镜周刊》披露，几天前提出对中国展开独立调查的澳大利亚政府，现在正试图拉拢德国与法国；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近日曾致电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德法两国也能参与针对武汉疫情爆发起源的国际调查。但是，德法两国政府都对此十分谨慎。
德国总理府发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只是说，首先要抗击疫情，然后才能来处理责任问题。塞伯特还特别强调，在责任问题上，国际合作十分重要。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近期则只是表示，中国应当在疫情起源调查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野党：支持调查不支持追偿
相比之下，德国在野党的议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更为具体。长年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绿党议员鲍泽(Margarete Bause)对德国之声表示，一方面，当前抗疫确实是全球第一要务，但是在疫情之后开展独立国际调查也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利益，"只有依靠透明的、科学的调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在今后更好地防范疫情。"
这位绿党议员还说，越早公开信息，社会各界就能越早、越具针对性地出台防控措施，"北京本应该更早地开诚布公。而现在，关于新冠病毒的各种猜测满天飞，有些真的是毫无根据，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支持成立一个独立国际调查组。"
自民党议员、联邦议会德中关系小组成员佛格尔(Johannes Vogel)也支持成立国际调查组，因为这有助于全人类加深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全球蔓延的疫情不会止步于国境线，因此也必须靠全球合作来应对。这也是为了确保在下一场疫情来临时，我们能及早做出响应。"他特别对德国之声强调，追寻疫情源头时，不应当介入到各种猜测之中，而应始终等候可靠的报告。
佛格尔同时也提醒，欧洲正处于和中国的体制竞赛之中，一方面需要坚决回击中国的宣传言论，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今后更多地与亚洲地民主政体开展政治与经济合作，打造一套"中国以外战略"(Beyond-China-Strategie)。
至于美国部分联邦州或者德国《图片报》总编提出的对中国追偿议题，佛格尔认为，这种诉求不太合适，也不太具备可操作性。鲍泽、屈讷等其他德国议员也都回避了此话题的提问。
截至发稿时为止，德国联邦议会总共六个党团中，只有左翼党以及右翼民粹倾向的德国选项党没有就向中国追责问题回采访请求。
国际法专家：追责中国缺乏司法可操作性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国际法研究所的冯·博丹迪教授(Armin von Bogdándy)认为，像美国密苏里州那样提出对中国的追偿诉讼，成功希望十分渺茫，因为"即便连美国的法庭也都认可主权国家的司法豁免地位"。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法律层面上，中国到底是否在疫情早期出现疏失、是否依照《国际卫生条例》(IHR)尽到了向WHO等国际组织及时通报疫情的义务，仍然是一个有待核实的事实性问题，"可是目前为止只有一些媒体报道指出中国没有尽到义务。即便能够证实中国没有尽到义务，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国际法庭来仲裁案件。海牙的常设国际仲裁庭，只有在中美两国都愿意的情况下才能就此案进行仲裁，可是当前这两国不太会愿意这么做。"
博丹迪进一步指出，此类追偿诉讼十分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其他国家蒙受的损失，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早期应对疫情不利？"我不赞同将欧洲蒙受的损失全都算到早期应对不力的中国头上。许多问题的因果关系、责任关系都不清楚，比如，假如中国提早六天公布疫情，全球疫情是否会呈现完全不同的走势？我对此表示怀疑。"
至于向中国派遣独立国际调查组的问题，冯·博丹迪教授指出，根据现行国际法，这必须要获得当事主权国家的许可。虽然《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了中国有向国际社会通报卫生工作状况的义务，世卫组织也具备对中国所提交报告的有限问责权力，"但是原则上，不管是世卫组织还是其他国家，都只有在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才能派遣国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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