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大案举报者被追杀 谁来保护中国的深喉

　　【万维读者网】在中国，一些举报人不仅可能在举报期间受到打击报复，在举报之后的安全和境遇也 缺乏保障。此外，他们中的一部分还因“告密者”的身份而受到歧视




于新华——国贸城案


于新华，现任哈尔滨国贸城总经理。 “于总很敬业的，不常在办公室，经常会到商场内转，以便能够及时掌握市场的动态，也为了多接触一些底层商户，听取他们的建议。”她的下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将近十年前的事，可能记得的人并不多了。


1994至1996年，由于时任国贸城副总经理于新华的举报，国贸城这个哈尔滨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价值数千万的国有资产被追回。与此同时，以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为首的几十名官员落马，其中局级干部7名，处级干部13名，共67人被刑事立案。也有消息说，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落马也与此有关。


然而，由于身份暴露，于新华付出了血的代价。除一度遭免职外，还曾被不明身份的歹徒袭击，从腿到脸被连砍四刀，差点丢了性命。


虽然历经险厄，但现在的于新华，尚属能得善待。但并不是所有的举报人都有此待遇。


周伟——慕马案


“他已经死了。”沈阳五里河街气象社区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位工作人员口中的“他”，就是曾经检举过慕绥新、马向东的离休干部周伟。


当本刊希望联系到周伟时，得到的却是周已在上个月因为癌症去世的消息。


“开除周伟的党籍是沈阳市委市政府定的，如果错了，就是沈阳市委市政府集体的错误。”当时的沈阳市市长慕绥新曾经这样说。


周伟曾任沈阳市家用电器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厅局级干部。自离休后开始积极对腐败行为进行检举。

1998年春节前后，沈阳市于洪区宁官村的数十位村民找到周伟反映4年前该村干部未经村民同意，私自将一块集体土地非法转卖，计人民币420万元，可是有300万元不知去向。宁官村近2500名村民联名向沈阳市检察院举报，但不想，举报此案的几十名村民却被抓、被打。周伟立刻同一些老干部实地调查，结果发现，宁官村被违法用地所占良田达6137亩，价值3亿多元，其中1亿多元被私分和挥霍，而这一事件的牵头者就是副市长马向东的岳母景玉兰。


周伟迅速写就《对沈阳非法占地权钱交易大要案的举报》，并带领6名村民到北京，向中纪委、公安部、国土资源部举报了“宁官村土地案”。举报后刚刚回到沈阳，周伟即被拘留，理由是“非法集会示威”，之后又被开除了党籍。


可周伟从未因此而停止检举。


1999年3月，当时的沈阳市市长慕绥新针对周伟又一次上京举报的行为传达指示：对敢于进京举报的，“从重从快打击，决不手软”。


到北京举报后回到沈阳，等待周伟的是劳动教养和开除党籍。


700多天的劳教，6场大病，5颗牙齿脱落，记忆力一度急剧下降，周伟还以为“自己不会活着出来了”，但当他被释放的时候，却发现慕绥新、马向东等等自己昔日的举报对象已经锒铛入狱。


但在出狱后的几年中，因在劳教期间所受折磨而疾病缠身，周伟的境况每况愈下，直至撒手人寰。据一位了解周的当地记者称，此前，他一直为其当年所受的待遇而要求平反。


郭光允——程维高案


周伟已去，在世的郭光允，则希望能够避世。


2004、2005年，连续两次同济大学同窗会，郭光允都没有出现在老校友们企盼的目光当中。郭光允对本刊说，当时老同学们又开始担心：难道郭光允又被抓了？


事实上，63岁的郭光允是在有意避世。


这位以普通公务员身份连续8年检举的老者，在经历了审查、压制、追杀、收审、抄家、劳教等等打击报复之后，最终等来了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落马。现在他为何要选择一种近似于躲藏的低调生活呢？

“我也是迫不得已。”郭光允直言。“躲”在石家庄铁路宿舍家中的郭光允几个月来已经拒绝了数家媒体的采访。虽然曾经因为拉程维高下马而名噪一时，但现在“中国第一举报人”的名声也给郭光允带来了“副作用”。


“目前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已经逃到加拿大，花点钱雇个杀手来对付我太容易了。我没什么，可我的家人怎么办？”郭光允说。


中纪委在处理程维高的通报上罕有地将郭光允的名字写了出来，给如实举报、且长年遭到打击报复的郭光允彻底正名，让郭光允看到了平反的曙光，但同时，郭光允也因此背负了“盛名”。


如今，郭光允每天都生活在“明处”，对于家人生命安全的担忧也每时每刻都压在这位63岁的老者身上。


郭光允说，程维高落马后，曾有人警告他——“就是为了要你的命！”多年来，郭光允对这样的警告早已习惯。


郭光允直言，1995年开始举报以来，对于自己这条命已经不是看得太重。实际上，对于这位身患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关节炎等10几种疾病，每天一半时间要用在治病上的老人来说，让他郁郁不已的已经不是明刀明枪的生命威胁，而是必将伴随其终老，甚至可能要继续伴随其后代的歧视。


“现在我就是被歧视，作为举报者，我现在根本没有地位。”郭光允如是说。自从2003年8月9日程维高被党纪处理以来，郭光允的平反工作仍未见根本上的解决，虽然其间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曾对郭光允的平反工作进行过批示。


对此，郭光允的解释是由于曾经作为政府内部的举报者，在有些人来看这是非常“不光荣”的告密行径。郭光允说，他还听到一位石家庄市官员在落实其平反工作时曾经直言：郭光允举报省委书记，让省委书记下台，要是以后这样干的人越来越多，省里的工作怎么做……


迄今，郭光允平反的内容只落实了恢复党籍和报销医药费，其他如归还抄家物品、信件等至今未能落实。


“举报成功之后谁来保护我们？”郭光允自问，“至少作为举报人的我现在丝毫没感觉扬眉吐气。”


“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郭光允的妻子贾玉阁说。


其他几名举报人的命运


兰贵来，南京第一个公开身份的举报人，因举报南京新联厂原副厂长章志岳(副厅级)而公开接受举报奖励，但仅仅两天后就被原雇佣单位解雇。(综合2003年8月18日《南京日报》报道)


顾汝汉，一名小学教师，为了“不让淮海农场(位于江苏省盐城地区，素有“江苏农垦摇篮”之称)毁在贪官的手里”，面对淮海农场场长叶秀河“顾汝汉将我往牢里告，我就把他往死里整”的威胁，在八年中承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报复：停发工资、解聘、开除公职，甚至妻子丢掉工作，全家负债累累，自己沿街乞讨。(综合2005年7月2日《新京报》报道)


陈少青，因实名举报“顶头上司”原海南省万宁市工商局局长叶东雄，而引发了海南省工商系统的“反腐风暴”。然而，陈少青却屡次遭遇打击报复，直至重伤入院。陈少青提出辞去公务员职务，打算带着老婆孩子回家务农或远走他乡打工谋生，但却迟迟得不到批准。(综合2004年6月10日新华网报道)


陈荣杰，在他退休后的20年里，总共将20多名贪官污吏拉下了马，并经过12年的努力，将原湖南省建六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蒋艳萍拉下马。而其间，陈荣杰屡次遭到报复，有一次对方用的竟是一根拳头粗的钉了铁钉的木棒，还有一次步行回家时被身后飞驰而来摩托车撞飞1米多远。(综合2001年4月13日《法制日报》报道)


吕净一，河南省舞钢市残联干部，因举报遭到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的打击报复，先是被免职，接着以“涉嫌挪用公款”的理由遭拘留。1999年6月18日晚，李长河让人找来两名凶手，持刀破门闯入吕净一家中，吕净一本人被刺8刀，造成重伤，吕妻被刺身亡。(综合2002年2月6日人民网报道)　


谁来保护中国“深喉”




现行关于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的法律空白，使得鲍宇们的要求在法律上找不到 适当的依据，也使他们有可能身陷危境，并让更多潜在的鲍宇望而却步





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说，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70%以上是来自群众举报。


而实际上，举报人和证人于国家利益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向检察机关举报贪官。在协助司法机关侦办犯罪、纪检和监察部门反腐、海关查缉走私、工商技监打假、审计部门查案等各种领域，举报人和证人都功不可没。


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领域有一些比较笼统的法律规定外，中国尚没有一套系统的关于举报人和证人保护的法律或制度。



证人为何不愿出庭



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鲍宇这样敢于举报或是敢于作证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是极少数。目前，中国大陆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不足5%，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不足3%，可以见其一斑。


出庭率低的原因，除了办案机关为节省成本、提高效率计，不肯让证人出庭之外，另一个原因是证人不愿或不敢出证。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证人保护专题研究小组”的报告中称：该区检察院反贪局收到检举某局局长受贿的材料，并发现江某是行贿人之—。江某开始坚决拒绝配合办案工作。后来，他说出不肯作证的原因：“我要指证的是某局的局长，他有地位、有权势。如果我交代了行贿的事实，我可能出了这个门就被人砍死。就算我没事，但是你能够保证他不会伤害我的家人吗？”


另外，“举报人即使‘斗胆’举报领导，举报信却常常‘回到’领导手里”，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浦志强告诉本刊。

“信访部门更多是在起‘督促’的作用，而不具备彻底解决问题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诉讼法室副主任熊秋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把举报信批转给被举报部门(实际上就是被举报者)督促他们整改也就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