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贪官污吏的黑色集体在“官逼民反”

在权力由上而下授予的体系中，那些握有授官的权力的官员，或在授官前的决定过程中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官员，只要愿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官爵当作商品出售。对于当官就是为发财的官吏来说，既然有如此的发财良机，且能轻易错过 一旦不愿错过此良机的官吏多了，就可以形成卖方市场。

　

　由于企望着能走上“做官发财”之路的人从来就不少，所以就使得买方市场可不建而自成。卖方、买方市场已经俱备，卖方、买方也已到位，于是，在官场中就完全角成了一个以官爵为商品的市场——在中国，或皇帝、官吏同时行动，或官吏之间勾结行动，或官吏独自行动，通过明码的价格，或明或暗的销售办法卖官鬻爵而大肆贪贿之事不绝于史，根源就在于此(在中国历史上，专制王朝之所以都一个接一个地陷入到这样的泥沼中——官僚队伍中的冗员不断增多，再增多，直至膨胀，直至“十羊九牧”而不能自救，也与此有着极大关系——多卖乌纱帽（乌纱帽是不需要多少“制作”成本的）多赚钱，何乐而不为

　　罗深《专制文化下的中国》一书对作用于历史和现实的专制文化进行深层次思考：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专制社会为什么周而复始地运行了两千多年 中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始终跳不出专制藩篱 是什么纽带使专制如此久盛不衰

　　在这个官与钱交易的市场之中，“制度”已经完全沦为了娼妓，除了任由权力和金钱玩弄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这样的“奉献”，尤其是这样的竞赛加上官职(权力)的论价出售，还会导致：官场上的小人得宠，行贿者尤其是行贿多者得势；官场上贪墨对清廉的逆向淘汰；上边的贪官污吏更乐意纵容所属官吏的贪污——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上级“革命领导干部”乐意成为其属下的“革命领导干部”显示贪污“才干”的“保护伞”。

　　此外，在这样的一种权力构架中，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还很容易导致：为了满足贪欲，更快、更便捷地获得更多财货，上下官员结为利益团伙，沆瀣一气，共行贪污之道，并且严密地捍卫已形成的贪污网络；跨入行贿及贪污行列的官吏越来越多；行贿、贪墨急速升级，官吏贪婪的欲壑越来越大，贪污的手敢于伸向任何一个地方，敢于伸向任何一个角落；官府与黑恶势力串通一气，结成掠财联盟；在所有革新、改革的“新政”中，官吏们都能明里打着为“革新”，为“改革”，为“为百姓”的神圣旗号，暗中通过手中的权力寻找到进行贪污(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权力“寻租”)的渠道、办法(小例：东汉建武十五年——西元39年，鉴于天下的农田数目多数已经与实际不符，有人乘机“自占”的情况，光武帝下令州、郡开展查实田亩数的工作。查实田数，仍王朝之重事，又有利民作用。然而，在州、郡的“一把手”刺史、太守中，却“多有巧诈”——以度田为名行“寻租”之实，侵刻百姓，私占农田者——见《东汉会要·食货》)。

　　还有，在这样的一种权力构架下，惩贪，还会在官场中被轻易地假借成为权力角逐的常用手段。其表现是，当这个(或这部分)官吏没有击败另一个(或另一部分)官吏的需要时，对他(他们)的贪污罪行予以包容。而当有了击败的需要时，贪污罪就成了击败对方的突破口，利器。

　　既然有如此众多的效果、后果，官场还能不成为贪污的道场吗 一部官吏史还能不成为官吏的贪污史吗

　　话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了：一个以天下权力始终归属于一个专制的最高权力(或称权力中心)，权力的授予、监督、罢免完全是由这个最高权力或以这个权力(权力中心)的意志为转移地，自上而下地进行，老百姓被排斥在权力的授予、监督、罢免的门外为基础建立的权力(官制)体系，是权力放纵和权力腐败的瘟床——这是被历史一再证明了的铁律。

　　这个铁律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官逼民反”，虽然具体表现出来的是某个官吏个人的“逼民反”，可实质上是整个贪官污吏这个黑色的集体在“官逼民反”，是专制的官僚制度，在“官逼民反”。

　　面对这一铁律，即使是所谓的“不奢侈”的“明君”，即使是“明君”设置了“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完备制度(包括惩贪的严刑酷法)，也只能收反贪的一时之功效或一隅之功效，但不能收长远的功效，深广的功效，总体的功效——最终的结果是无济于事(将此意换句话说即是：放纵的、腐败的权力在与制度的交锋中，制度虽可获一时之小胜，但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并且，一定会成为最终的失败者)。

　　按现行思维、行文惯例该讲的问题到此就讲完了。但是，简析并未到此结束，所以，我们的话还得继续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