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可真是敢说：现在的中国很民主

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杨振宁日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并称自己是个保守的革命者。

今年9月，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杨振宁传》。台湾作家江才健于2002年写就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最近也在大陆公开出版。在杨振宁的两本传记相继出版之际，《中国新闻周刊》对杨振宁进行了专访，于10月28日刊发了杨振宁专访内容。

杨振宁说，而这两本，比较像西方的写法。“《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是物理学教授，他的物理知识很多，又读了大量的文献，对我的工作有很多详细的、半通俗的描写。江才健的好处是，他在美国访问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时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如果把这两本书加起来的话，我人生经历过的，有80%都在里头了。”

杨振宁说：“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杨振宁把自己的健康长寿归结于“幸运”，他说他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所以“这一辈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更幸运了”。被他称为幸运的，还有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比他年轻54岁的妻子翁帆。杨振宁用自己的晚年生活来诠释的这段“不对称”之美，似乎比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更让世人惊奇。

说起和李政道的关系，杨振宁说：“我跟李政道的关系是很长、很复杂的一个关系，这里头有学术的关系，也有感情的关系。不过大体上是怎么回事，这两本书里面都已经有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不过我不觉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错误的事。”

中国现在很民主

6月，在邵逸夫奖颁奖仪式上杨振宁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对科学的推动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对此，杨振宁谈到，当时有人问，一个民主的政治和一个不民主的政治，对于科技的发展，哪个来得快？“我想，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研制出原子弹来，虽然中国(实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

杨振宁说，“一般人的印象，以为竞选就是民主，但这只是民主的‘一个’解释。我认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这里面发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总账，今天13亿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对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民主。”

1999年5月，在杨振明的荣休学术研讨会上，杨振宁的好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曾称杨振宁是“保守的革命者”。

杨振宁说，“他说得非常对！当年发现了‘宇称不守恒’，这不是物理学的局部问题，而是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时，我又是比较保守的。比如，清末民初，钱玄同和傅斯年发表文章说，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汉字导致的，因此他们主张废除中文，要用拼音文字，对于这样的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总的来说，我的确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

另外，目前中国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风气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观态度，认为即使再过很多年，中国依然没有人能够拿到诺贝尔奖。对此，杨振宁说：“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我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点是，社会上风气不好，作假很多。这个风气已经从商业领域蔓延到学校、科研机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很复杂的问题，但这是不是就会阻止中国科技的发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处，我认为肯定是有。”

“第二点是关于资金的分配。国家现在有些钱了，在资金分配的问题上，吵得很凶。这方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现在忽然有了很多钱，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个难题。可是因为有这个问题，就要将中国科技发展置之死地，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