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诚事件意义：中美在人权上展开合作

　　中国民间维权人士陈光诚“在特殊情况下”进入美国大使馆后，中美两国在过去几天进行了极其紧张但具合作性的（extremely intense but collaborative）对话过程，最终就陈光诚今后的生活达成若干共识。虽然，陈光诚改变了初衷欲离开中国，但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正如美国官员所说的那样，双方可以就此敏感问题进行深入对话，代表了中美两国关系的重大变化。中美双方也应当珍惜此次“陈光诚事件”带来的契机，将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话继续下去。

　　在观察人士看来，此次中美因陈光诚事件开启了就人权问题的首次实质性的、“合作性的”谈话模式先河，但这个模式是“特殊环境下”的“例外案例”，还是未来两国之间就此问题可固定的模式还需观察，亦需要双方高层思考。

　　陈光诚可自由选择去与留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5月3日举行有关陈光诚的紧急听证会。听证会上公布陈光诚的录音，他说“中美协议要保障我的公民权利，中方说我是自由的，（我）要求兑现诺言，给我出国休养的自由。我可能需要到美国修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也已确认，陈光诚已改变想法希望一家人离开中国。但纽兰同时表示，“需要与陈光诚一家继续协商”。并且，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5月3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也表示，在陈光诚改变想法欲离开中国后，美方正与陈光诚沟通，考虑下一步决策，赴美读书是其中一个方案。

　　事实上，不论是陈光诚本人，还是来自美国国务院诸多份简报显示，陈光诚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留在中国。所以，基于此，骆家辉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详述了为满足陈光诚的要求而提出的条件，包括迁往中国另一个地方，中国政府向他提出了7所大学，由中国政府承担费用，也将听取他对所受虐待的控诉，并进行全面调查等等。

　　陈光诚突然改变想法又执意到美国修养，对于这样的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4日表示，（陈光诚）如果想出国留学，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可以像其他中国公民一样，依法通过正常途径到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从陈光诚非正常情况下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6天后，自行离开使馆前往朝阳医院就医已3天，陈光诚是留在中国，还是前往美国，尚不知最终将如何。但正如美国国务院简报所说，美方同中国就陈光诚事件举行了数天的“真正对话(real dialogue)”，同时非常密集地接触在大使馆的陈光诚本人。美方展开的这两种对话都很有力且富有情感，因为期间展示的是两国关系发生的变化，同时体现出人权人物同世界接触方式的转变。而且，陈光诚一不涉及政治问题，二没有司法案件在身，正如中国官方所说，可“依法通过正常途径到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这是陈光诚本人“自由”的决定。在处理陈光诚这个问题上，中美是一致的，是以陈光诚本人意志为转移，而这就与以往就很大不同。

　　中美人权问题纷争不断

　　中美人权问题并不是近年才发生，而是由来已久。远的不说，以方励之夫妇逃亡美国为例。因“六四”问题获罪的方励之夫妇在“六四”翌日避入美国驻华大使馆，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学运学生“搞动乱”）。

　　而后，由于担心他们通过化装隐蔽在汽车内逃出，因此中共加强了对美国大使官邸的警力和检查，不胜其烦。对美国来说，这也如鱼刺在喉，造成了极大不便。直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中方提出了所谓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最终方励之夫妇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中滞留1年之后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

　　更为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对于两国的人权，中美双方都会通过各自的白皮书向世界公布。一般而言，美国会先发出中国人权记录，而中国则接着发表“美国人权状况”。观察人士指出，美国一直以人权教师爷身份出现，这种身份的一个特征是时常持“手电筒思维”。所谓“手电筒思维”就是只照别人别国，从不照自己。一个人只盯着别人不剖析自己，看问题难免会简单化，表面化。

　　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问题片面化。诸多国际媒体也毫不客气指出，美国之所以动不动拿中国人权状况说事，往往带有政治背景。更直率的说是往往与美国大选息息相关。一些政治力量为着争取更多的选票，利用一些人们的情绪，编造一个又一个的离奇古怪的“中国人权故事”，逼迫政治人物表态。每次美国大选，中国人权很难不进入选举话题。但是，每当美国与中国双方坐下来交谈时，总可以从中发现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事实上也是改善人权的状况。

　　对于中美人权问题，中国副外长崔天凯在4月25日有这般解释：中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两国社会发生的一些侵犯人权的个案，恐怕难以避免。这也是实话实说。

　　陈光诚是人权对话的实际操作对象

　　中美人权纷争是一个老话题。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取得过一些共识，比如开设中美人权对话，希望双方有一个沟通渠道和平台，只要坚持中美沟通，那么就可以通过摆事实说道理，逐步达成共识，促成谅解。

　　1990年12月18日至19日，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希夫特(Richard Shifter)对中国进行访问，标志着中美人权对话的开始。1990年到2002年12月一共举行了13次对话。2008年、2010年、2011年分别举行了一次，至今共举行过16次中美人权对话。

　　的确，人权对话对双方都不会是坏事。坐下来谈总比站着对骂好，站着骂改变的机会等于零，坐下来才可能有和解和改变的机会。但实际上，这种人权对话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即便没有歧视与不公，也流于形式，不解决实际问题，有时甚至有反效果。之所以会这样，上述人士认为，人权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较虚的问题，中美去谈的时候，理论对理论，虚对虚，没有一个可操作的对象。原本两国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均不同，这样的谈话就只能是鸡同鸭讲。

　　而此番恰赶上陈光诚事件的发生，陈光诚相较于方励之来说，操作起来又要简单的多，因为不牵涉政治问题。所以，此番巧合的成为了中美坐实人权对话的一个绝好机会。正如美方所说，中美两国在过去几天进行了极其紧张但具合作性的（extremely intense but collaborative）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际的了解各自的底线、诉求，也可相互给出可行的操作方式，然后进行协商处理。这个效果就好的多，就不再是形式主义了，不论最终陈光诚是去是留，但是从中美角度出发，人权实质性对话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对此双方更应当珍惜此次契机。

　　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赵可金认为，中美关系走向成熟，也需要看能否推动中美在敏感问题上的坦诚对话。目前，中美双方的态度都是积极的，那就是不管存在什么障碍，一切都可以谈。双方均愿意积极面对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走上了通过对话化解分歧，通过协商扩大共识的轨道。只要保持双方对敏感问题的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即便双方各执一词，只要没有一拍两散，就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