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人：陈光诚个案难撼维稳体制

　　自由撰稿人，曾任南方报系《南都周刊》记者、《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的大陆知名媒体人彭晓芸，日前就陈光诚事件撰文称，如果不能深切了解大陆的威权体制下，这种“体制性拘谨”已经一步步演化成为了僵化的“维稳体制”，恐怕难以想象为何会出现陈光诚事件这样吊诡的局面。指出陈光诚特殊案例的超常规处置，不具普遍性，但预示着中共的“维稳体制”已不可持续，出现了越维越不稳的尴尬局面。

　　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彭晓芸曾任职南方报业集团《南都周刊》记者，后任《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2011年1月“被休假”，3月25日被解聘。2011 年10月，彭晓芸加盟广州日报集团旗下的《共鸣》杂志，任编委及采编中心主任。当年12月，《共鸣》改为文摘，彭晓芸离职，她主张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家与社会的建设历程。全文如下：

　　某种程度上，台湾读者及境外人士对陈光诚的熟悉程度甚至要超过大陆一般公众。

　　去年10月，人民日报旗下媒体《环球时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不应将陈光诚事件意识形态化”的评论文章，这是很长时期以来，中国媒体首次提及陈光诚。文章唿吁临沂政府对外公布陈光诚的相关信息，并称“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对陈光诚事件的大量介入，是将国际人权观念一下子深入到陈光诚所处的中国农村环境中,他们制造的压力是那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地方很难承受的”;应“将陈光诚事件去意识形态化，让它从媒体和人权组织的高度关注下走出来”才更有助于顺利解决该事件。

　　这一观点很有代表性，它几乎是中共体制内最为常见的立场。言下之意既承认基层处理方式的过激，同时又指出在当前体制下，任何民间维权行动一旦被高度意识形态，遭受钳制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命运。如果不能深切了解大陆的威权体制下，这种“体制性拘谨”已经一步步演化成为了僵化的“维稳体制”，恐怕难以想象为何会出现陈光诚事件这样吊诡的局面。

　　陈光诚曾是体制内“红人“

　　陈光诚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变成“敏感词”的?

　　据报载，2003年，陈光诚甚至还被中共临沂市委宣传部、临沂市媒体评选为“年度临沂十大新闻人物”，也就是说，在9年前，他还是体制认肯的红人。同年7月至8月，陈光诚夫妇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访问，参观了当地的残疾人士机构。也许是这一趟美国之行，让他和美国方面建立了一些联系，2005年9月6日，陈光诚在北京与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讨论临沂的计生状况，下午即被山东警员强行带走。

　　回到山东后，陈光诚基本上被软禁在家。这几乎可以看作是陈光诚命运的转折点。此后，他经历了入狱以及出狱后继续被监控的境遇。就是在这些年里，外媒对陈光诚的报道以及一些国际人权组织授予的奖项源源不断地声援他。

　　与此同时，他在中国媒体上销声匿迹了。

　　这种格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足以令中国的威权体制陷入悖论当中：当骆家辉遭遇误解能够在美国的媒体上进行详尽的申辩时，新闻管制之下的中国官员只能在统一的声音之下执行维稳机器的规定动作;当骆家辉极富人道关怀地搀扶着陈光诚时，中国的公众甚至不知道那位中央派来探望陈光诚的局级干部是谁。在这样单方信息之下，大陆一些官媒发出批判骆家辉的声音，并不能说服认同美国对陈光诚人道援助的那些中国公众。

　　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难度加剧

　　目前对陈光诚本人公开的表现也有争议。但由于中共官方只发最简短的消息，微博上的讨论也基本被禁止，这就导致舆论进一步的极化。究竟陈光诚模式进步的意义在哪里?局限又是什么，陈光诚不可承受之重是什么?这些均不被讨论，这对公民社会的良性发育不是积极的策略。

　　未来，化解执政党合法性危机的，既不是陈光诚的去国，也不是美国的合作，而是如何将争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给出改革的时间表，以及在舆论方面进行充分的预热。

　　总是挨骂的《环球时报》此前倒是刊登了一组关于“政治改革”与“社会建设”哪个更为迫切的讨论文章，但由于《环球时报》国家主义的立场遭受自由派憎恶和攻击，这一讨论似乎没有热烈起来。

　　中国社会的分裂已日趋紧张，富人与穷人的，左与右的，甚至连自由派内部也在“韩寒代笔”争议中，产生了二次分裂。他们对于民主诉求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产生了几乎难以妥协的分歧。所有这些细胞裂变般快速的分歧正在充分地暴露着，它既激发社会形成多元的小共同体，也加剧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的艰难程度。

　　需摘下“意识形态斗争”紧箍咒

　　陈光诚未能取得像广东乌坎村民们非暴力集体抗争那样的阶段胜利，在于各自的社会环境和地方治理模式存在着不小的差异。陈光诚还未来得及发起真正的社会运动，就已经被扼杀于萌芽了，很快被孤立和原子化了;而乌坎村民却得以发起了一场针对乡镇一级地方官员的抗争运动，维权领袖甚至成为新的村官，这显示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公民社会发育程度不一，组织形态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连地方治理的柔韧度也不同，乌坎出现了官民双方妥协的协同治理模式，进而拓展了集体行动的空间。

　　不过，迄今为止，地方治理与维稳体制之间如何相容并没有被制度化，而是充满了不确定的人治色彩。而全球化趋势之下，公民运动的跨地区乃至跨国界特征越来越显着和不可阻挡，如果不拿下“意识形态斗争”的紧箍咒，那么，中国公民融入全球化的脚步将止于经济合作，而社会建设方面的国际经验恐未能被容纳，这将是中国社会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