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六四”事件一直是中国大陆的禁忌话题，然而近日却有松绑迹象。此前曾有英国媒体报道称，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来3次提出平反“六四”。同时，中国网络上也开始可以搜寻到部分有关“六四”的内容。有舆论认为，这可能预示北京当局会在不久的将来为六四作一个公正的处理，甚至为六四平反。中共此前一直对此类话题“不讨论、不争论”的态度在现阶段的社会条件下是否依旧适应，成为能否将其端上台面，放开“六四”话题讨论的前提条件。
1989年，当时仍然掌控中国政治大局的邓小平已经预见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思想的涌入，中国社会将面临一场大的动荡，甚至将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带来冲击，因此3月4日他在一次中央级别的讲话中提到，“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这也成为中共在处理“六四”此类政治事件时的重要方针。
这种“不讨论、不争论”的方式也为随后20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环境的稳定性。“六四”之后，中共并没有因噎废食，倒退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状态，而是承续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继续改革，取得了经济上的惊人成就，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GDP总额的47.1564万亿元，全球外汇储备为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并且顺利度过了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经济上的成就并不能成为承认政治上错误的理由，中共对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处理方式是否符合中国民意，今天来看是值得商榷的，甚至很大一部分民意对此是持反对意见的。
“六四”后曾入狱多年的中国学者吴稼祥认为，“六四”的平反是历史的必然，关键在于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平反。目前看来，随着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集体登台，“六四”事件当时的决策者们逐渐作古，再加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共已经到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
而八九学潮期间担任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力主和平解决学潮问题的鲍彤在谈到中共是否平反“六四”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时认为：“当形势逼上梁山的时候，不想平反也得平反，而在可以得过且过的时候，那么，可以平反也尽量往后拖。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不是一个愿望的问题，而是一个形势的问题。形势要比人的愿望强。”
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虽然中国无论是从国家实力还是国民收入都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如201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283美元，已远远高于大陆上世纪80年代的300美元的水平，但仍低于世界平均值，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对于“六四”此类的政治问题应该继续不讨论，而应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
在决策层面或许有着不一样的态度。在部分中共高层眼里，如果在现阶段让舆论大肆炒作“六四”话题，为“六四”翻案，那“就意味着重新搅乱中国社会的思想，激起社会的动荡，稳定发展中的中国势必重新陷入文革那样的持续内乱之中”。这种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摆在中共决策层面前的问题是在中国已经有了充分的民意基础、经济实力和外部环境的今天，不开始正视“六四”，推动社会层面对于“六四”问题的重新认识的话，什么时候才是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时机？难道真要“击鼓传花”传下去？更让人担忧的是鼓可能会继续敲下去，但是这个问题几十年的发酵累积，传的已经不是“花”，而是一枚“炸弹”。在这个条件下，顺势而为成为中共解决这个问题最为可取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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