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突然“变脸” 是为了出好这张牌

　　南国之滨的广东，一向有领风气之先的传统和优势。为了最大限度地覆盖和引领青年群体，广东共青团做了一系列探索和实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广东团组织提出将“强化共青团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服务作用”作为改革方向，力挺广东共青团“变脸”。

　　据报道，社会多元化和青年人的高速流动，以及各种社会“自组织”的涌现，对共青团有效覆盖青年和引领青年提出了新的课题。为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从团中央到各地团组织，一直在做着各种探索和实践。改革的目的是吸引并凝聚青年，因为，“只有青年喜欢你，才会跟你玩”。

　　今年4月，共青团广东省委在《关于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推动共青团转型的报告》中表示，“使团真正成为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竞争的‘探路者’和‘先行军’”。汪洋随后在报告上作出批示：思路正确，措施可行，积极稳妥，探索前行，争取走出一条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和带动青年工作的新路子。

　　汪洋对共青团改革倾注心力颇多。仅今年以来，已经三次听取共青团专题汇报，对共青团工作的评价或褒扬或颇有微词。知情人士透露，“改革之初，持观望态度者不在少数，担心改革只是作秀。但随后发现主政者决心推行，积极性遂被充分调动起来。”

　　对于共青团广东省委来说，从省一级层面看，扩大团组织的影响力有着更为广泛的内涵：通过最大限度聚合各类青年社会组织，包括阵地、资金、骨干培训、活动项目等予以支持和联系，建立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实现共青团的影响最大化，进而在社会领域青年中传递声音。

　　从传统“阵地”到新兴“网络”

　　“广州市天文爱好者活动”的主要负责人胡彦栋是个天文观测的“发烧友”。注册成立“广州市天文爱好者活动”社会组织是他一个长久以来的愿望。胡彦栋称，现在已经进入审批的最后程序，很快就将成为在民政局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

　　“广州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在2012年3月揭牌成立，前身是走过61年历史的广州市青年文化宫，见证了一个共青团下属事业单位的新变化。

　　孵化基地负责人屠宪治介绍，广州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用“流动办公”方式解决了上千个社团的注册地址问题。草根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解决前期的注册问题。

　　构建青年组织孵化基地，是共青团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创举。由中央到省、市、县，再到更为基层的团组织，犹如一张大网，建立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体制下的这些层级分明的传统“阵地”，正面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员流动、社会重构和价值多元的各种挑战。

　　对于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任务是，必须编织另一张网罗各类社会组织的大网，开辟新的“阵地”。

　　广东省共青团为此设计出一个名为“好社会•亲青汇”的一揽子广东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计划。“亲”是当前青年人喜爱的网络淘宝体，“青”代表青年和青年组织，“汇”则有汇聚之意。

　　而这一计划的首要两项任务，则是培育“亲青汇”青年社会组织，建设“亲青家园”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基地。

　　在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陈宏宇看来，这张新的大网实际上来自“三个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青年组织培育发展中心、构建直接归属共青团的青年社会组织以及渗透其中的团组织建设。

　　共青团广东省委常委、统战联络部部长、枢纽办主任张文杰称，“这些孵化基地专门为自组织或未注册的组织提供平台进行孵化，我们可以提供场地、指导甚至资金支持。”

　　创立于2010年12月的佛山市南海区关爱桂城创益中心，成为这一理念的“先行者”。

　　创益中心启动经费由桂城街道提供，街道团委负责设计、功能开发和管理运营。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如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是“董事长”，那么街道团委就是“总经理”，该中心从设计、装修、功能开发到管理、运营都是由街道团委主要负责。

　　创益中心负责人之一的黎玉婷介绍，中心象征性收取每年1元的场租，为广大青年组织解决了“蜗居”的烦恼，已经吸引了慧爱公益教育、扬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希望社工服务中心等8家社会组织进驻。

　　在佛山市南海区团委看来，对于青年组织来说，创益中心不仅是一个“家”，还为青年组织找“对象”，推动资源供给与受助需求“精准速配”;为青年组织找“家用”，设立各项扶持基金，激发青年组织“立项”成长。

　　另一个编织大网的途径则是，激活青联、学联、青企协、青商会、青科协等一批体制内青年社团，创建一批团属的社会组织，“就团省委而言，我们的计划是，要建17个省一级的青年社会组织，包括已经注册成立的广东省青年社会组织联合会、广东省圆梦青工成长服务中心、广东省青年文化创意联盟等。”张文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东团省委发动省青联委员捐赠了首批515万元建立了广东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金，专项用于省市县三级“亲青家园”建设和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孵化。

　　“凭实力参与市场竞争”

　　创建各种社会组织并不是最终目的，早在2008年，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方面，共青团广州市委与海珠区政府就开始了独特的“青年地带”模式探索。

　　2007年，广州市海珠区被团中央确定为全国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试点，海珠区政府委托团海珠区委开展“青年地带”社工站的建设。于是，首次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理念的探索开始了，团海珠区委以招投标的形式，引入广州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专业化的青少年社工服务。

　　这一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广州市海珠区政府作为服务的购买方，对社工站点房租、专业社工薪酬和办公行政成本等提供财政资金。共青团海珠区委作为项目的承接方，负责政府购买青少年服务的流程及项目的组织管理，同时作为评估机构，设立系统的质量指标体系，定期检查和监督。

　　而最早承接这项政府购买服务的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启创)，作为中国国内首批社工机构，也伴随着“青年地带”这一项目经历了从诞生到成长、壮大的过程。

　　启创社工主任张伟指出，启创由香港资深社会工作人士、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创始人罗观翠教授创设，从一开始就借鉴香港开展青少年服务的经验和社工机构的运作经验，“启创要求社工一定是社会工作本科专业，有800小时实习的经验。同时，有一名在香港从事二十多年社工工作、曾获得香港优秀社工称号的人士对‘青年地带’进行督导，整体把关服务质量。”

　　四年中，广州市、海珠区两级财政共投入870.6万元(1元人民币约为0.1575美元)，“青年地带”社工站开展社区活动7,210场，服务人次186,362。中山大学对“青年地带”的一项调查问卷显示，青少年的平均满意度得分为85分。

　　四年里，张伟由一名普通社工成长为社工主任，启创也从一家机构发展成有6家独立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及社会团体。而“青年地带”项目不仅存活了下来，从最早设立的5个社工站(简称“三街五站”)进一步扩展，到2010年6月，扩展了江南中街等3个新站点，引入广州市北斗星社工服务中心等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其中。

　　2012年，在共青团广东省委的协调下，广州市民政局每年拿出200万元、海珠区政府每年拿出400万元，在海珠区18条街道全面铺开“青年地带”社工站建设，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中名副其实的“探路者”。

　　在对政府购买服务的竞争中，也有学者担心，作为半官方的社会组织，他们能优先拿到资源，对整个慈善环境来讲，并不公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郭巍青教授曾指出，打造枢纽型社会组织在改革上是进步的，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操作上也要防止走向过多占有资源，近水楼台先得月。

　　不过，“青年地带”模式的成功也为团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探索了一条新路径，即团组织作为服务购买方和服务提供方中间的承接方，接受委托、进行购买、对服务进行监督评估和反馈。而这一模式也被广东省共青团寄予期望，希望能以制度化方式确定下来，授权团组织集中承接政府在青少年社会领域转移的职能项目，再 “分包”给青年社会组织，从而实现两个目的：既能发挥团组织的枢纽作用，又能推动青年社会组织良性竞争和有序发展。

　　“如果以一个助学活动为例，在过去都是由我们自己筹集资金和推进，实际上，我们应该更多是一个资金筹集者，然后分包给社会组织，让他们执行得更好、更加专业。”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曾颖如举例说，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广州李森的启智志愿者服务队发展很庞大，有几万人参与。在团省委的协助下，启智志愿者服务队注册成立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到了广州天河南街道三年600万元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我们给他找到一个阵地，一个固定发展的平台，可以让它们发展得更好。”

　　税收问题困扰

　　对于此次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综合改革实验区的中山市来说，扩大团组织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创新途径是建设青年社区学院和社会企业。

　　青年社区学院是中山团市委的独创，中山市黄圃镇团委书记梁少娟称，报名情况大大好于预期，第一期课程吸引了110名学员。在她看来，青年社区学院作为一种创新模式，改变了过去一些工作流于形式的问题，真正吸引了不少青年，重新构建了一个青年的公共生活空间。

　　中山市共青团学校部部长李昀蔚称，另一个颇具创新意义的探索则是推动建设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是通过商业运作，赚取利润以扶持弱势群体，促进社区发展，能解决当前许多社会组织经费缺乏，单靠政府购买服务的生存发展困境。早在2007年，中山市就建立了“慈善爱心店”，但据媒体报道，也曾出现过经营不善的情况。李昀蔚表示，目前中山正在积极推动慈善爱心店专业化、规模化，还将借鉴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模式，尝试向外来务工青年提供小额贷款服务。

　　而对于共青团广东省委来说，从省一级层面看，扩大团组织的影响力有着更为广泛的内涵：通过最大限度聚合各类青年社会组织，包括阵地、资金、骨干培训、活动项目等予以支持和联系，建立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实现共青团的影响最大化，进而在社会领域青年中传递声音。

　　不过，也有问题亟待破解。在关爱桂城创益中心，扬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项目主任黄智辉表示，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税收问题。

　　“现在很多社会组织反映最多的一个诉求就是关于社会组织的税收问题。”曾颖如以“青年地带”项目举例，这一项目在去年的征税额达到了50多万元。

　　曾颖如对此进行过认真调研，并曾当面和汪洋交流过这一问题。按照现行税法规定，如果一个社会组织在成立三年之后，被评估获得免税资格，在接受赞助的时候可以免税。但在成立的头三年内就必须要交 5.5%的营业税，如果年终账上还有剩余资金，还必须交所得税。另一个必须征税的是与“政府购买服务”有关的项目，无论是否具有免税资质的社会组织，一律都不能免税。

　　“在香港，公益的、非营利性的组织是免税的，而我们没有对于社会组织征税的相关办法，完全当做企业来对待。”曾颖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