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李克强想巩固权力 这三项是硬指标

　　习近平与李克强将于18大后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然在“攘外”解决诸多政经社会议题前，习李体制首要需“安内”，而这有三个最根本的权力巩固问题必须先解决。

　　习李体制首要面对的权力巩固问题来自党内。胡锦涛是否继续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常委人数是七人或九人以及是否隔代指定下一代接班人等三个因素，是观察未来五年习李体制运作的关键。

　　传胡将全退枪杆子交给习

　　党指挥枪是中共权力运作传统，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与军委主席“三位一体”，则是观察中国最高领导人权力是否巩固的制度性指标。问题是，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于2002年“16大”后，仅交出党与国家两职务，却保留军委主席一职，直到2004年4月，才将军委主席一职交予胡锦涛。

　　江当年“半退”的理由据说是：扶上马、送一程。但胡锦涛1999年已接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职，距16大已有3年，压不住军队的说法令人怀疑，故当时外界认为江意图透过军委主席继续影响政局。然江的半退，导致军队出现了要服从党的总书记胡锦涛、抑或军委主席江泽民的制度性争议。胡在18大后是否也选择半退，攸关习近平能否掌握军队、握稳枪杆子。

      目前外界对此看法不一，持政治继承制度化观点的学者认为，胡锦涛应该全退以避免军队服从出现争议，何况江当年的半退属特例；至于抱持党内派系斗争角度的学者则判断，胡会比照江半退模式“监军”，以确保团派不受清洗。

　　7人或9人涉及利益分配

　　第二个观察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人数，此又与是否隔代指定接班人的问题相关。就中共党史看，政治局常委人数7至11人均有过，并无制度性的规定，9人制是16大后出现，与江泽民有关。

　　16大后政治局常委多了2人，外界多认是党内派系利益摆不平，江为避免江系人马遭政治清算，透过扩大常委人数以制衡胡温体制；基于此，今年上半年即陆续有讯息披露，18大时将回复7人制。

　　7人或9人除涉及党内利益分配外，更影响第6代领导人是否隔代指定的问题。综观中共党史，接班人问题从未制度化，前1、2代不说，江泽民是六四后邓小平临时钦点，胡是邓小平隔代指定。

　　再看习近平与李克强，虽外传两人在15大时已进入接班人考核名单，当时习的名次落后李，然在17大前，习近平快速窜升，取代李克强成为国家接班人，背后仍是政治权力角力下的结果。

　　接班人不定党内角力不断

　　18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若无隔代指定人选，恐会造成习李体制的党内权力斗争不断问题。

　　年龄是一门槛。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乃至刘延东等，年龄偏高，若顺利入常，则是“一届常委”；而依照“68线”内规，至19大时均需退休。

　　依目前外传入常名单看，因至少有3位常委在19大时需退，18大后的未来5年大陆政局，习李体制首要解决的是19大前的党内权力斗争，以及安排第6代接班人选的问题。

　　对习李体制而言，18大后的未来5年，两人先要处理彼此间的政治磨合问题，以及各自派系的利益分配，更要平衡党内其他派系的利益；攘外必先安内，单是党内权力斗争已是习李二人大考验。

　　习李改革8个挑战

　　面对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增加，习李体制是否有能力处理解决，已成为中国未来10年发展的关键；对此，外界对习李的初步评价较胡温高，但不抱信心。

　　从中共领导人世代看，胡锦涛与温家宝属于文革前大学毕业的一代，所受教育完整，但因政治经历多在中国，并适逢中国对外封闭时代，一般认为欠缺国际观，且共青团与秘书等内勤系统出身的早期背景，难以因应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年代。

　　习近平与李克强则属于“知青一代”，本该在校求学的年轻岁月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并下乡接受锻炼，在政治社会化的养成阶段，多了其他国家政治人物所没有的“中国国情”特色。

　　此外，两人的大学教育一在工农兵大学、一在正规大学完成，且仕途均有地方大省完整历练，例如李克强曾在农业大省河南、工业大省辽宁，习近平在对台大省福建、经济大省浙江与国际大都市上海等地任职，整体视野较为宽阔。

　　习李二人能力佳，但中国面临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沉，必须要有超凡的能力。英国金融时报去年12月31日，刊登特约评论员马国川的“影响中国改革的八个趋势”文章，简要说明习李体制未来10年的挑战。八个趋势有：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司法改革偏离正途，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利益集团不断坐大，腐败越演越烈，思想争论激烈、社会共识破裂，社会不满累积、群体性事件频发，外部世界不确定性增强。

　　观之这八大挑战可发现，当前的中国几乎已病症全出、无一完整，几近烂到根了！关键是，问题在哪大家都清楚，但要如何解决？每个问题都牵一发动全身。

　　就以“政府权力越来越大”看，那就“自宫”、缩小政府权力不就好了。问题是，权力增大背后是机构、人员等膨胀，政府人员作为既得利益者一环，权力缩小代表机构精简裁撤，哪一位政治人物敢动？这攸关内部稳定。

　　再看经济成长方式转变，全球都知道要技术创新，然创新需要言论自由做土壤，这是中国“创新”喊得震天价响，却只有抄袭的再创新，如当红的平价智慧手机小米机即是一例；更别提欧债下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中国出口下滑的影响了。

　　路透一篇预测性评论文章也指出，习近平等人了解贸易与开放对中国的益处，或许经济政策是个观察点，像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先为疲软的出口领域纾困，或者加速改革其他领域经济等。

　　此外，习李二人都有法学背景，亦有可能从司法改革先做起，比胡温更加重视“依法治国”；再来国际、亚太环境，胡温主政适逢美国将心力放在反恐战场在中东与西亚，现欧巴马已提出“重返亚洲”政策，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该如何面对此变局。

　　胡温10年前接班时，外界曾言是个改革世代，要解决改革开放20多年的后遗症；10年过去了，开放后遗症依旧存在且更严重，解决方式沦为“维稳”与“维权”的两条路径的拔河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