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被双开的消息一经传出，瞬间引爆了整个舆论场。从新华社发布的官方通稿来看，薄熙来可谓名副其实的“一路黑”——从在大连市和辽宁省任职开始，到后来担任商务部部长期间，再到执掌重庆的四年间，薄熙来一直存在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在时间跨度长达28年之后才被追究，暴露出了中共地方乃至中央监督机制漏洞重重，乏善可陈。
新华社在通稿中写道：“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随后的一系列论述，大都围绕谷开来案及王立军案展开。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通稿在罗列罪名段落的末尾，还留下了思考的空间——“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抛开薄熙来在谷开来案、王立军案中扮演的角色，单就其从大连一直到重庆的“一路黑”作为，就足以看出其性质之恶劣，违反党纪国法时间跨度之大。当然，这样的结果也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乐观来说，中共当局此次对薄熙来一查到底的做法，可以充分地彰显出“依法治国”理念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承诺。这一点，与新华社当天所发评论中传递出的“任何人践踏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厉惩处”以及“三个绝不”一脉相承。
但如果将视角着眼于薄熙来的“一路黑”而非中共的“一查到底”上，其中暴露出的监督机制缺位等问题则不言自明。姑且不论其在大连市市长之前（也即1984年至1993年）是否有过违法党纪国法的犯罪行为，至少按照新华社的说法可以推测出，薄熙来从1993年担任大连市市长至今长达近20年时间里，均存在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且有“严重”一词作为前缀。
20年的时间跨度，舆论的质疑和追问也就由此而生。如果不是王立军擅自进入美领馆导致东窗事发，那么薄熙来的政治生涯会否继续如外界普遍猜测的那样一马平川？从中国各大官方媒体所发社评及代表主流观点的文章来看，传递出的核心要义还是集中于“中央法办”、“警示意义”层面。如《北京青年报》的《薄熙来违纪案警示权力必须受制约》、官媒《环球时报》的《中央法办薄熙来给社会吃了定心丸》，以及言词颇为犀利的光明网评《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
在主流媒体纷纷从薄案中寻求“正能量”的同时，也有舆论将目光锁定在了中共地方乃至中央的监管体制上。事实证明，薄熙来犯法犯罪行为自其从政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在此过程中，从地方干部到治理大连、辽宁、商务部，以及后来的重庆，有很多惊人之笔。换句话说，薄熙来一边谋求升迁，一边搞政治业绩，一边违纪腐败跨越党纪国法红线。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缘何没有严密的权力制衡制度和机制对其进行及时的制约，没有一套严整规范的反腐败制度和机制以及一个独立的反腐败调查机构时刻对其进行监督，而是在王立军叛逃事件这一“万不得已”、“捂不住”的情况下才开始着力解决？这一疑问以及暴露出的制度缺漏，恐怕是比中共处理薄案手法带来的“正能量”更需要深思的问题。
与薄熙来“边腐边升”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陈良宇身上。舆论中有声音惊唿“薄熙来就是第二个陈良宇”，也就有了源头和对照素材。中共当局此前对陈良宇的通告中写道——“经查，陈良宇在担任上海市黄浦区区长、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期间，滥用职权，支持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贷给不法企业主和有关公司巨额社保基金，危害社保基金安全。”
在薄熙来和陈良宇边腐边升、做大做强的过程中，监督机制在哪儿？或许，其中有中共当局更深层次的考量，但普罗大众却很难轻易读懂和理解政治考量，自然也就无从对监督机制的缺位作为情有可原的让步。长此以往，中共着力搭建的政府公信力平台恐将再次陷入危机。
一个薄熙来倒下了，会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薄熙来出现？这也是薄案引爆舆论、占据各大媒体头条之际，主流媒体未置于广场中央的隐性担忧。中国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寓言故事，那么放在薄案反照出的监督机制漏洞上，也应该有所警示、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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