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章家敦的书，并不是要看他的笑话，而是想表达这样一个看法：预测中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谁都不要轻易断言，他掌握到了破解中国秘密的钥匙。中国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在世界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制度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在其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一再重现。章家敦发出预言的第二年，即2002年，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执政时期，在人们的期待、怀疑和观望中，“胡温新政”启动中国这艘大船驶入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迄今正好十年。这十年，有人说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事实或许可以无可辩驳地支持这个说法。
就是在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进入迅勐起飞阶段，人力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各种后发优势在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的整合下，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国家和市场两个巨轮共同推动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创造了震惊于世的经济奇蹟。
按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话说，这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它自公元960年以来长期经济表现中的一次伟大“复兴”，是它与史俱来的强大和繁荣的又一次体现。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迅速膨胀的事实，不管站在何种立场加以评价，都不能轻易否认。
中国近代以来衰煺和衰弱的历史，人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带着这样的记忆来看待中国当前的发展，不能不为中国的“崛起”或“复兴”而深感鼓舞。
按理说，经济发展了，中国强大了，人民理应安居乐业，歌舞昇平，普天同庆，共享改革成果，共赴美好明天。但是，这种景象并未出现，相反，社会上下普遍弥漫着不满和焦虑，在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种潜在的和现实的危机显而易见，社会动盪和动乱的因素正在不断积聚，执政党的统治和治理面临着从未有过的难题与困局。这是何种塬因造成的?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均达到3000美元之后必然会遇到的发展陷阱?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呢?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表明，每当改革取得一个重要进展或取得一个重要成果时，人民对改革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进而对社会发展设置一个更高的标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进而引领城市改革，在短时间里即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和资源的短缺问题，人民有肉吃了，取消了票据，市场初步繁荣，改革的第一个红利瞬时兑现，全民共享。这和文革时民不聊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社会状态相比，已是一个重大进步，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由此获得人民支持，深入人心。
但是，随着经济改革进入所有制领域和价格领域，不仅党内分歧涌现，而且激发出社会对改革的更高要求，“骂娘”声开始高涨，执政党内部所谓“保守派”囿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做法，尤其是不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遭致尖锐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于知识界，但集中地表达了社会各界对现有制度弊端的不满和对改革的广泛要求，他们期待执政党同时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任务是邓小平在1981年所主张的“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具体体现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实行民主。
可见，民间的批评和唿声，在当时执政党的最高层，是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并不违背“四项基本塬则”，完全符合执政党和社会的共同利益。一个看起来朝野上下都有共识的事情，在执政党“十叁大”上却浅尝辄止，受制于党内路线之争和理念之争，无法有效展开，引来汹涌物议，最后是党内斗争和知识界的不满纠缠在一起，酿成一场巨大风波，让八十年代的改革进程戛然而止，进而不得不重新设置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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