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政治常人胡锦涛的“平民革命”

　　2002年12月5日，在官媒喉舌歌功颂德式的赞美宣传和西方媒体政客的狐疑猜测声中，刚刚走上总书记岗位20天的胡锦涛带领他的领导班子到西柏坡视察。舆论普遍将胡锦涛此行解读为极具符号性的行为，认为他开启了一次耐人寻味的寻根之旅，预示了他未来十年的执政方向，却无人知道一场胡氏色彩极其浓厚的“平民革命”已悄然拉开帷幕。

　　胡锦涛到西柏坡视察之前，他的三位前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已在中国革命或建设过程中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印痕。在胡莅临寻根之前五十三年，在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在和国民党的军事对垒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走完了“万里长征第一步”，毛泽东在此提出了“两个务必”，做出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决定，就和他的同志们一起“进京赶考”，在西柏坡留下了一个以军事政治斗争着称的共产党革命家的背影。

　　在此之后二十七年间，身居权力顶端的毛泽东还一直带领党政军民“闹革命”，他为共产党创造了一个身为统治集团领导核心却不断对自身发起革命的政治传统，并为此差点动摇一世英名。毛泽东去世后，被他几番委以重任却又亲自打倒的邓小平经过纵横折冲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面对毛泽东不断革命留下的烂摊子，邓小平选择了继续革命。

　　但邓小平的革命路径和毛泽东截然不同，他选择以经济建设为突破口。邓小平提出了“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口号，扭转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只有军事政治斗争才能称之为革命的传统认知，树立了一种全新的革命意识。

　　邓小平要求中共将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推行了改革开放，打破了姓资姓社的教条束缚，解放了生产力，调整了生产关系，扭转了执政党上层老旧僵化的政治生态，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革命般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但在政治底层上，毛邓二人并无本质区别，两人都是社会主义拥护者，都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都将工农兵群体视为中共政治基石，并且都是从农村开始、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发起革命行动。

　　受邓小平提携走进领导核心的江泽民沿袭了邓小平路线。历史因缘际会成就了江的威权地位，但在江掌权期间，除朱镕基对中国经济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当局似乎并未进行过可以称之为革命的重大举动。江曾自述自己三大成绩，包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纲、提出“三个代表” 思想，这些成绩中除了“三个代表”具有某种程度并不明显的革命性质外，其他两项都有邓小平的身影。可以说在江泽民时期，中共基本是在邓小平指定的轨迹上向前滑行。

　　这一评价无损江泽民的历史地位，相反，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可能正需要江泽民才能完成这项历史使命。而且在中共的政治生态内，何时上位、所做何事、成效如何也往往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在没有毛邓般绝对权威情况下，江泽民能抵御党内左派复辟势力，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让中国经济沿着邓小平路线保持了十几年平稳快速增长已经很不容易。我们不能对一个历史人物提出超越其历史阶段的过高要求，否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同样，对胡锦涛的评价也应该把他放到他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胡在2002年接班伊始，中共这架政治大车已在邓小平指定的路线上滑行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内，中共党员数量从3698万增长到6635万，中国的经济规模从3,624亿元增长到104,791亿元，经济结构已形成各种所有制并存的鼎立格局。

　　涉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体量足够庞大，因应时代发展进步和互联网社会到来，又形成了全新的利益格局和更加多元复杂的思想理念，原来那种政治动员式的方法进行进行“摸着石头过河”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模式已经很难继续沿用。

　　此时的改革已成为一项科学事业，需要注入更多统筹兼顾的科学精神。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靠某项改革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显然已不可能，改革失误带来的损失将难以评估，在政治上也会招致党内异见和民意反弹，反过来又影响到改革本身。所以现在有评价认为胡锦涛时代的改革有陷入“只摸石头不过河”的风险，这句话其实只对了一半，“不过河”当然有风险，但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如果还总要靠某位领导人摸着石头带领过河才会产生更大的风险。

　　从个人政治层面考虑，胡锦涛作为平民出身的政治常人，在没有毛邓般绝对权威情况下，也必须考虑到改革的可行性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冲击。

　　吴承恩在《三国演义》中评价曹操时留下了“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的千古佳句。胡锦涛当然不是冢中曹操，但却和曹操一样都是政治家。政治家做事就不能和书生一样意气用事。书生们可以随意开出各种药方而不用承担风险，政治家做决策就必须考虑到任何可能的潜在风险，要平衡各派政治势力和利益冲突，要考虑宏观上的投入与产出，还要有恰当的时机并能找到恰当的人来干事。

　　胡锦涛时期取得突出成绩的医疗体制改革就是在适当的时机、由适当的人来干事的典范案例。

　　我们知道，截至2011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三项基本医保人数已经超过13亿人，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其中，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参保(合)人数超过10亿人，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70%左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60%下降到2011年的35%，普通民众“病有所医”有了基本保障。尽管这些成绩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中国卫生医疗体系还有很多体制内生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但如果论者能认识到这些工作成绩是在过去4-5年内取得，恐怕任何人都会震惊不已。

　　医疗体制改革对普通民众来说绝对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考验着一个执政党和其政治领导人的良心，也是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但这个问题在中国被荒废了几十年，在全世界也都是难题，从来没有固定模式，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照搬。美国的奥巴马总统为此受到共和党抵制，任期内发起的改革几乎一无所成。在中国，这项工作却在短短4-5年内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

　　是共产党具有超能力吗?显然不是，共产党的愚蠢行为不胜枚举，否则也不会发生类似“文革”、“六四” 的悲剧，不会积累如此海量的社会问题，医改工作也不会延宕到2007年开才正式开始。实际上，这项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和胡锦涛的政治盟友李克强密不可分。李克强在2007年受胡锦涛提携进入政治局并以常委身份担任常务副总理开始就一直分管医疗体制改革，这项改革几乎是十年以来成绩最显着的改革之一。当然在客观上，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为医改提供了经济基础，但如果没有大力胡锦涛支持的李克强来踏实做事，这项改革也不会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绩。

　　对胡锦涛来说，类似医疗体制改革这样事关平民百姓切身利益的琐碎“小事”还干了很多，这都是对胡锦涛进行政治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在中国这个以工农人数为绝对中坚的社会，任何对领导人的评价如果没有工农意见参与，不将目光下沉，仅靠网上某些特定群体的片面意见或者共产党媒体喉舌的鼓吹宣传都是不完整、不科学的。

　　不能否认，在胡锦涛时期，中国社会和中共自身都积累了不少问题，共产党的特权思维和这个团队中正日渐回潮的官僚习气和老旧落伍的工作方式已影响到这个全球最大执政党的声誉和政治地位，网络上的很多批评并不尽然过激。对这些问题，包括胡锦涛在内的整个执政党领导集体都要认真反思总结。我们看到从建党九十周年开始，胡锦涛的风险意识开始陡升，一年来已多次强调解决这些问题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是个好的开端，但还需要有更多具体行动来取信于民。

　　必须认识到到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建国六十多年，虽然共产党对工农群众已经负债累累，把党群关系从“鱼水”几乎推向“水火”，但在根子上它必须要继续以工农为基础才能保持他的政权合法性。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胡锦涛任前的十多年时间，中国工农的社会政治地位滑向了深渊，生活水平因应经济总体发展虽然也有些许改善，但差距却越拉越大，工农已经沦为中国社会底层。巨大的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不仅对共产党这个在革命之初就提出要消灭三大差距的社会主义政党够成了讽刺，也对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也构成了严峻挑战。

　　胡锦涛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意在以科学的手段，透过路线上的适当左转，来统筹解决发展中产生的这些问题。胡锦涛在任期间开始推行新农村建设，取消了农业税，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免除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费，农民人均收入增速多年来首次超过了城市市民收入增速。这些举措让他在中国八亿农民中获得广泛好评。

　　在城市，就业被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从朱镕基时期就开始困扰中共的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新版《劳动法》的实施让这个共产党国家的企业老板头疼不已，但在提高劳动工资最低标准、建立全民社保体系上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局在此间还祭起收入分配大旗，不断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水平，这些措施都使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受益。

　　在此期间，中国的城乡结构还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这个向来以农业和农村人口为主的农业国第一次跨越到了工业化、城市化阶段。

　　工业化和城市化曾是多少中国人的奢侈梦想，对中共来说，这一梦想还有更多特殊意义。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最早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1949年在西柏坡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但他没有活到中国走进城市化这一天。邓小平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继续革命，但改革的中心也放到了城市，他经过近二十年纵横捭阖摆兵布阵，也没能熬到这一天。在胡锦涛时期，经过前任三代人的积累，夙愿终于实现，中国终于进入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城市化进程。

　　如果说毛邓发起“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行动并把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目的在于“占领”城市，在于提升人类社会特别是亿万中国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那么胡锦涛是否也算参与了这场革命进程?多维新闻有分析认为胡锦涛在任的举动加固了共产党的政治底层，将胡锦涛时期的这些调整归纳为一场针对底层工农的“平民革命”，这个分析可谓实至名归!

　　当然，胡的“平民革命”和毛邓的革命也截然不同。毛的革命狂飙突进，让人热血沸腾;邓的革命大步前进，也不乏刀光剑影，而胡的革命则自始至终都是在悄然无声中进行。

　　胡这十年，遵循邓小平的政治路线，修正了邓小平路线中的不科学性，把解决中国社会底层民生问题放到了首位。十年期间，他就像个手忙脚乱的建筑工人，一边要给共产党这个大厦加砖添瓦增加海拔，一边往这个大厦底层浇铸水泥加固地基，还得不时抽身应对党内异己势力如薄熙来等人的政治挑战和体制内外的各种质疑声音，同时还要平息因国内贪官污吏贪婪自私和执政党作风转变迟缓所带来的各种复杂尖锐的社会问题。

　　评价胡锦涛十年执政，乍一看他好像道家出身，无为而治，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仔细总结，却又感到他深具儒家传统，大有作为，解决了很多关键问题。而实际上，胡锦涛却是中共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一位平常领导人。他十年执政一直秉持“不折腾”理念，远离老旧过时的运动思维，没有热衷于政治斗争、也没有搞过多少突击建设，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完成了一场胡氏特色的“平民革命”。

　　从观感上讲，对胡锦涛的评价很难适用目前社会流行的审美标准。胡实在是太木讷、太不善与人和媒体沟通了，这方面他真要好好向硬汉普京或选举政治出身的西方领导人学习，最起码也要找个好点的政治化妆师才行。多维新闻在上篇评论中《解读“士大夫”胡锦涛 开启中国权利制衡元年》提到胡锦涛深具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内敛克制与担当精神，这种解读对他来说可谓精准之极!

　　胡的十年执政特就像个兢兢业业的传统士大夫：一个出身平民的政治常人，历经数十年磨练进入最高领导层，他潜藏锋芒，不苟言笑，目无旁骛，以木讷形象展示于人。他不善与人沟通，远没毛邓带来的革命激情，也没有江泽民的个人性情。他要解决的问题的琐碎性也决定他的工作方式会极其机械枯燥。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那么胡锦涛对自己十年执政的角色定位就是一个政治工程师，他不厌其烦地为中共这架政治机器拧紧了一个又一个螺丝，然后再把它交给后来人习近平手里。

　　但谁又会否认这个工程师的重要性和他的内敛强势与担当精神呢?至少深陷经济困境渴盼救援的欧美各国政要不这样认为!当年西藏拉萨的分裂叛乱分子不这样认为!如果有机会反省，相信身在秦城监狱的陈良宇和停职在查的薄熙来也不会再这样认为。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伯乐”邓小平、宋平、胡耀邦等人不这样认为，正享受着他“平民革命”果实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也不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