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被告御状遭调离 胡春华巧妙圆场

　　即便没有审计报告，汪洋在广东也接到了大量的关于大运项目贪腐的举报。正当其下决心彻查之时，北京最高层突然将其调离，内里的官场复杂利益关系外人难测知。据北京可靠消息来源称：前教育部长（国务委员）、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至立对汪洋在广东的大规模反腐表示不满，认为「广东反腐已被敌对势力利用」。意见已经以人大与党中央沟通的形式反映给习李。另外，与大运会项目贪腐并无直接牵染的人大侨委副主任黄丽满也认同陈至立的意见，并在私人场合指责汪洋「做事情太过份」。 

　　汪洋在十八大结束后返回广东，掀起反腐风暴第二波，数名厅级官员落马牵扯到新任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张德江是汪洋的前任，广东官场皆知其任上向江泽民集团大量输送利益。曾是其党务副手的陈绍基贪渎无忌以至形成全国有名大案，张德江即便没有分利之嫌，亦涉管束不力。但是，张德江操控有术，利用媒体大揭陈绍基桃色内幕，转移国人视线。

　　据北京高层官场有关人士透露：中纪委在陈绍基案发生后，接到大量对张德江的举报，因其与时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同为江系人马而得安然无恙。此类做法在中共官场上并不罕见，比方说现在北京的保薄势力大肆放料王立军丑闻，意在淡化公众对薄案的关注;还有，媒体炒热刘志军案亦如此，乃至形成「杀刘救薄」的效果。

　　深圳特区虽为中央所设且书记、市长任命皆由中央备案批准，但广东省仍行代管之权，即出任深圳书记的人选均有广东省委常委(如李鸿忠与王荣)乃至省委副书记(如黄丽满与刘玉浦)。因此，汪洋欲收反腐圆满功效必以肃清深圳官场为要务，而且汪洋也确实这么做了。如二○○九年六月查办深圳市长许宗衡，再如二○一二年一月查办卸任副市长梁道行涉嫌违纪案。

　　梁案主要涉及深圳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经费贪占，目前更涉及到场馆建设中的违纪问题。至于许案，作为市长他在大运项目上强行从两任市委书记那里分羹，才引起内斗而爆发贪腐案件。深圳数位坚持长期举报梁道行的人士之一对此解释说：「你想啊，连许宗衡那样当市长的人染指大运项目都犯忌，分明是市委书记一把拿死了嘛!」

　　黄丽满附和陈至立指责

　　大运项目建设从二○○七年初开始建设至二○一○年底完工，两任市委书记均有利益在其中：李鸿忠(○五年四月至○七年十二月)尽占项目审批之利，因此得以升任湖北省长;刘玉浦(○七年十二月至一○年四月)尽占项目建设之利，得各种好处数目虽难估计，但教育部一位杨姓官员(作为大运会的国家代表)被传得好处两千四百万元当是个相当的印证。

　　目前，亦有消息称：教育部该位负责大学体育的杨姓官员已经被中纪委约谈数次，要求配合对梁道行的调查。同时，官媒也爆出大运项目惊人的审计结果：总投资一百四十亿元，收入十二亿(其中门票收入仅有五千八百万元);建设中的管理不善比比皆是，一项工艺调整甚至需增加两千万元投资;虚增建设开支浩大，众多包工单位虚报工程费用从一千万元至四十万元不等。

　　即便没有审计报告，汪洋在广东也接到了大量的关于大运项目贪腐的举报。正当其下决心彻查之时，北京最高层突然将其调离，内里的官场复杂利益关系外人难测知。据北京可靠消息来源称：前教育部长(国务委员)、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至立对汪洋在广东的大规模反腐表示不满，认为「广东反腐已被敌对势力利用」。意见已经以人大与党中央沟通的形式反映给习李。另外，与大运会项目贪腐并无直接牵染的人大侨委副主任黄丽满也认同陈至立的意见，并在私人场合指责汪洋「做事情太过份」。

　　消息来源指出：陈至立在教育部期间与负责大学体育事务的杨姓官员公私关系均密切，杨姓官员在教育部向陈输送利益亦如张德江在广东向江泽民集团输送利益之状。不过，中纪委方面的消息源并未说大运项目贪腐已涉及陈至立。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表面上对大运项目进行严肃审计，实际上是给中央终结汪洋广东反腐做善后工作。

　　党校教授提「两个谨防」

　　新任广东书记胡春华十分理解中央意图，且其初入广东亦求官场稳定，因此对深圳市审计局(而非国家审署)对大运项目的审计结果简报批示为：「按工作程序经省审计厅报国家署，并在权威媒体公开内容。」由媒体对审计结果进行公开报道是妙招，一让汪洋了解相应情况大略，二又对日后牵出大案不负领导责任。

　　内幕消息所指的陈至立「广东反腐已经被敌对势力利用」观点在体制内学界亦有所反映。比如，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位研究员在以「民间反腐」代指「广东反腐」的发言技巧处理后，对媒体称：「反腐要有序进行，要保证地方政治经济有序发展，否则会导致人心惶惶，一些屁股不干净的官员外逃，从而引起地方班子不稳定。」国家监察部副部长于春生更是公开指出：对近期多名官员落马，不能理解「贪腐官员越来越多」。

　　中央党校一位长期研究反腐的林姓女教授在非公开场合表示：一要谨防民间反腐被敌对势力利用，从而引发群众运动即导致社会动荡，二要谨防决策高层对官员财产公示立法期望过高，从而产生过苛法条即导致私权受侵。无独有偶，一向被外界认为有开明秉赋的《中国青年报》在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刊发专题文章，认为全面可行的官员财产公示还要等二十年(至二○三二年)，显然是在给习李王泼冷水，因为王岐山办公室非正式透露的消息说：「王书记与习总书记与李副总理商定，人大立法要加快，到十九大前，全面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必须实现。」

　　十二届全国人大立法难题

　　官员财产公示在中共统治下难产，恰好说明现行制度的落后乃至反动。该立法早在一九九四年就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时称申报立法)，至二○一三年已有十九年的时间。时临全国人大换届将到，人大方面宣布将综合反腐列入立法规划，其中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如此，前十九年的「列入」就成了假列入而实质搁置。

　　不少体制内主张法制改良的人士称：「十二届全国人大讨论这个老掉牙的问题，真让人不堪忍受。最可怕的是，再来一个『列入』十九年。」而不管此立法是否可能出台，大陆不是如上述社科学者所言「人心惶惶」而是官心惶惶，不少官员在急卖空闲房产，更加紧向海外转移财产。看来，二○一三年的维稳铁定要在体制内进行了。能让惶惶官心稳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中止反腐，更不用说官员财产公示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