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飙升民怨沸腾 李第一把火重回计划经济

　　在3月17日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回答了有关改革、大部制等问题，但是最为中国民众所关心的房价问题却没有任何提及。对此在大陆舆情之上民众显示出了很大的失望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熟悉大陆情况的观察人士表示，正如李克强凭借医改为自己上任铺垫道路一样，一次可能重回计划经济时代的新房改将成为其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借此重新清晰界定出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角色。

　　房改成功将奠定李克强威信

　　在目前被认为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住房、医疗、养老三座“大山”中，在新一届总理李克强17日第一次答记者问上李克强对于医疗、养老较为关注，而目前市场关注最多争议最大的房地产调控，新总理并未进行过多的阐述。对于限购限贷等房地产调控也是只字未提，新总理执政之后对于楼市调控采取何种策略，也是较多人关心的问题。

　　养老金逐年提高、大病医保落地之后，房价问题此时显得愈益突出。而此时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容易做出成绩，更容易为李克强执政增加威信。从李一贯“务实”行事思路来看，不在对待房地产问题上，中央政府的调控将更加倾向于甩开膀子式的实干。

　　对此更多的观点倾向于中国未来房地产调控将更加重视保障房的建设，原因在于李克强之所以在医院等诸多问题上能够取得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将很多民生担子交给政府承担。而医改与房改最大的差距在于一个依靠政府另外一个依靠市场。市场显然没有承担公益性的义务，做好民生工程显然更多的是要依靠政府的努力。

　　中国房地产价格越调控越涨的事实也说明，房地产问题错不在市场，更多的是上一届温政府不合理调控的后果。借用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的一句话去理解限购措施：“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新加坡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对此，有专家建议中国应该学习他国成功住房经验。新加坡的民用住宅房地产市场由“政府组屋”和“私人公寓”两部分组成，前者类似中国的经济适用房，由政府投资修建，价格由政府统一规定，以低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阶层，产权为99年。

　　新加坡“组屋”均建在城市边缘地带，以高层板式为主。每个社区配套超市、学校、医院、图书馆、游乐场等。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新加坡政府共修建了96.8万余套“组屋”，目前约84%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中，其中绝大部分人是自有产权。

　　政府同时投巨资，建轻轨、地铁等以直达组屋。这样，组屋交通便利了，链接城市与组屋之间的地价也上涨了，商品房的建设又可以从中获益。“组屋”可租可买，但租金和售价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因为，组屋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一手操作。

　　建发局管得很细，承建商、销售商都经过统一招标，连户型设计它都会干预。比如，为了隔热，居室要尽量避免朝南，必须体现经济型(如两房一厅的面积必须为65-70平米，三房一厅为90-100平米等)，等等。

　　当居民有意向购买的数量，达到总建设套数的70%，才开工建设。

　　人们购买“组屋”的钱，主要来源是每个人的“公积金储蓄”，政府再进行补贴—收入越低、补贴就越高。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组屋的首付价格只是3-6个月的薪水，这样还不够的话，再申请贷款。如今新加坡82%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其余18%的高收入阶层则居住在私人公寓或别墅。新加坡政府自豪地宣布，新加坡100%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居者有其屋”得到了真正实现。

　　而在德国，买房子也不用操心。由德国的国家银行牵头，组建了住房储蓄银行，每个居民都必须参加住房储蓄。当储蓄额达到所需贷款额的40-50%，便有资格贷款买房。这种强制性的住房储蓄政策，使得德国人只要按部就班、辛勤工作就能买得起房子。

　　在保障房的建设方面，德国政府主要通过税收减免和兴建福利性公共住宅来保障供给。政府也鼓励个人、非营利住宅公司、自治团体等建造“保障性住房”。尤其是对大中型企业，给予相当的税收政策，来建职工住宅—很像中国房改前的状态。

　　新加坡与德国的楼市调控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在房改问题上，中国也许应该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承担建设住房大头责任，建立商品房与保障房双轨制，中国的房地产改革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与旧医改时代改革越调价格越高的问题相同，中国迫切需要一次新医改式的新房改，清晰界定出政府与市场在房地产发展中的不同角色，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才能实现长期健康发展。

　　建发局直属于国家发展部，是非盈利机构。资金来自政府的长期贷款。即使它亏损，也是由政府来补贴。政府要在哪里建一个组屋项目，会提前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