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人士：中国离革命很近，离秩序很远

　　内地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周鸿陵曾因在六四中声援学生而入狱，10年前开始转型为群体事件的「调解人」，涉足由社会示威或冲突等风波，试图在每一次事件中，让谈判、契约精神等基础的民主概念灌输到最基层的政府和民众心中，相信唯有公民社会才能挽救中国。周鸿陵还给官员讲课，成立研究机构，他慨嘆：「中国离一场廉价的革命很近，离良性秩序的建立很远。」

　　从2003年在河北容城的首次试验开始，周鸿陵以非政府组织（NGO）的第三者身分，参与调解了全国数百场群体事件。在避免冲突伤亡的同时，他希望能打破农民维权「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局限，使之成为社会变迁和民主宪政的载体，也成为基层官员与百姓学习契约精神、对话机制的平台，用他的话来说﹕「民主不是一句空口号，要接地气，要联系起所有人。」

　　与1989年后一直在思考中国命运的一批六四民运人士一样，周鸿陵如今对群体运动的看法也有所改变，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任何一个模式，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等待我们的都是灾难……公民社会的壮大，才能挽救这个社会，才能带来多元化的、民主的社会秩序，否则我们就会在社会变革的大浪中淹没」。他举例，辛亥革命并未带来民主的秩序，而是新的混乱。

　　冲突成进步契机 教育公民

　　在周鸿陵看来，中国日益频发的群体事件，正是公民教育的绝佳时机，「冲突是社会进步的契机和动力」。他说，中国近10年群体性事件频发，不过很少人把维权拉抬到社会变迁的高度，但他却认为，群体维权事件是寻找民主化道路的载体。

　　「公民教育不仅仅是课本上的自由和民主，要从切身利益开始。」非暴力抗争、契约精神等几千年来一直与中国农民抗争绝缘的概念，也逐渐透过取证方法、谈判技巧等实务，灌输到村民心中，「只有当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它才得以稳固」。周鸿陵表示，政府的维稳手法罄竹难书，但若民众同样失去道德底线，不惜以要胁、讹诈、谋杀等手段维权，中国只会演变成传统社会后期的「贪官对刁民，流氓对流氓」的局面。

　　与媒体律师合作 逼官谈判

　　周鸿陵的这一理念，自然令他成为基层政府理想的谈判对象。为防局面失控，他也偶尔担当「维稳」的角色，在礼堂拿起「大声公」演讲，安抚群众情绪，最后把村民和政府代表一起带到谈判桌前磋商，签下协议。「劝架其实也是一场力量的博弈」，他说，当有基层官员拒绝谈判，与他合作的媒体、维权律师，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威慑力量。

　　官员明知搞民主 嘆太狡猾

　　经过数百场群体事件的洗礼，周鸿陵在体制内也开始小有名气，不时在包括党校在内的场合给官员讲课，主题是「多元共治」。对于讲课的尺度，他也花了不少心思，宪政民主显然触动官方神经，良性秩序和多元化的治理便成了最大公约数，「这样也各取所需了」。但对于多年奋斗的终极目标宪政民主，他也绝不迴避，当局对此也心知肚明，长期与他接触的官员聊天时也会感嘆：「老周，你这个傢伙太狡猾了。」

　　周鸿陵创办的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1999年成立，2004年改为现名，靠国内外捐助运营。他表示，今年起希望壮大团队，研究院的公民教育和调解从接报模式改为主动出击，开展更多治理转型试验。凭藉在体制内的人脉，周鸿陵也希望研究院能找到一个官方主管部门挂靠以增加权威性，「就像抗战时的八路军一样，番号是国民党的，但力量是由自己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