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4年 民运人士“服务”中共政府

　　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之际，当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不再振臂高唿“平反六四”，而是潜心研究宪政路线图，撰文敦促中共改革。24年的时间长河，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四君子”为代表的民运人士的的思想也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周舵认为今天的民运人士，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向他的立场靠拢。

　　所谓的“天安门广场四君子”是1989年6月2日到4日临晨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四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晓波和高新、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以及来自台湾的着名词曲作家兼歌手侯德建。是在当时中共命令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过程中，“四君子”曾经与军队谈判，试图保证当时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能够安全、和平地撤离广场。

　　六四以后的24年中，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为代表的民运人士的个人生活遭遇和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1989年6月2日，(左起)高新、周舵、刘晓波、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门广场为声援民主运动并发布《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6月2日16时至6月5日16时)，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65岁(至2013年)的周舵是现在唯一仍可在内地较自由发表政见的人。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身陷囹圄;逃亡至美国的高新成为政治传记作家;音乐人侯德健2006年起定居北京，2011年获准登台演出，曾接受传媒访问称，不愿再触及政治，有意在内地开拓音乐事业。

　　高新后来说：“整个六四，你不得不承认，那是一场最后失去控制的群众运动、街头运动。” 高新认为，在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推进民主有很大的危险：“就好像把一个在冻箱里冻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玻璃杯子拿出来，突然放在开水里一样。我觉得……先保证中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保证中国整体上的经济建设能够按部就班地继续向前稳步前进的前提下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应该是首选。”

　　刘晓波却不同意所谓六四是一场激进主义运动的说法，刘晓波则认为中国应该立刻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在六四后坚持着书立说唿吁政治改革，并多次被捕入狱。最后一次入狱是在2009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目前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

　　侯德健则在后来这样反思六四：“我期盼的东西，第一是和平的，第二是理性的。其实，我蛮害怕街头的群众运动，有人说，群众聚在一起，他们只有13岁，13岁的意思就是说，它很难体现理性的这一面，多半会流于情绪化，如果中国的民主与法治不用流血、而且不用街头运动就可以达到的话，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尽管会稍微慢一些，我都愿意让它稍微慢一些。”

　　现今已经能将建议传达至中共高层的周舵认为，他对中国民主之路的看法介乎于民主缓行论和民主速行论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老毛病就是，总是搞黑白截然二分、二元对立，要么就是不能搞民主，要么就是赶快搞，越快越彻底越好，真理恰恰是在两个极端之间。

　　所以，我主张一种渐进民主的模式。”近日针对有声音指责其与中共当局妥协，周舵予以反驳，周承认在2011年曾跟中共公安提出，愿意减少参加群体性活动，并称所谓六四份子当中，愈来愈多向他的立场靠拢，大约有八成。

　　周舵称，自己转型后，“中共安全部特务”之类骂声铺天盖地，他甚至用“忍辱负重”来形容自己目前处境。他用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最终结局的惋惜来解释自己的抉择：“政治家最高境界并不是做道德完人和圣贤，而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此不惜忍辱负重。”

　　作为民运人士的典型代表，周舵等人的思想变化，反应了中国民运人士这一群体的思想变化。

　　中国民运的主战场只能是在中国国内

　　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海外民运借着六四的道德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海外华人社区的声望和影响力如日中天。据悉，1989年六四之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海外民运的参加人数一度超过了5,000人。24年后，海外民运由于内斗、丑闻以及思维未能与时俱进，已经陷入了周舵所警告的“边缘化”境地。现在，算上那些为获得 “难民”身份而滥竽充数的人，所谓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多说也就200人左右。海外民运人物已经成了对中国局势毫无影响、在海外华人圈中缺乏号召力的“边缘化人物”

　　联系到六四24年来海外民运人士声望的兴衰升降，有人认为，“无关紧要”的这个词如果用来描述海外民运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影响，倒颇为贴切。这也许是验证岁月流逝如同河水改道、人事沧桑仿佛东西易位的一个例子。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海外民运常以追求“中国民主政治”为标榜，但实际上他们所具有的民主知识，常常来自对某些西方思想理论的一知半解，和喊口号般的熟能生巧地运用。在他们头脑中，有关政治的基本观念和实际运作技巧，仍然只是他们年轻时学到的“斗争经验”。用美国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着名学者黎安友的话说，他们不应把自己定位为志在推翻中共的政党，而应定位为乘机反思的知识分子。反思，不仅要涉及对如何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反思，也应包括对自己思维方式的反思。

　　一位年过半百亲历六四的北京人士曾与多维新闻记者交流时表示，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人权也并非如这些民运人士所说的那么糟糕。否则为什么仍有那么多人支持共产党，为什么不揭竿而起?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城市日新月异，可是一些海外民运分子的思想却一成不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民运的主战场只能是在中国国内，流亡者的政治运动历来都没有唱过主角，海外民运人士也不应奢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而避免陷入“边缘化”，大概也是周舵坚持不出国、杨建利冒险“闯关”回国的主要动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