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记者林孟编译报道：澳大利亚、英国评论网站《对话》（The Conversation）6月4日发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中国历史讲师拉阿曼（Lars Laamann）的文章说，1989年6月3日星期6晚，笔者留学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以最大音量广播着《国际歌》。
这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圣歌，已成为1989年学生运动的象征歌曲。那天晚上当我们在睡梦中被《国际歌》声唤醒时，大家立刻知道出事了。广播喇叭报告说，坦克已经开进天安门广场，并促请全体师生对抗士兵。至此，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首都最新一场自发的、非组织的群众运动结束了。
西方媒体的报道令人迷惑。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中国只有不多的西方媒体。于是学生走上街头示威，被赋予了争取“自由”和“民主”斗争的标签。西方记者把中国青年的抗争，看作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相同的那种组织良好的亲西方运动。
实际上，中国学生运动兴起，源于对邓小平改革政策造成的问题的不满。1980年代后，邓氏改革使农民和生意人富裕了，但拿国家薪水的人不仅收入相对下降，而且生活水平受到1980年代末严重通胀的极大打击。负责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的班主任就曾说：“教师的薪水不够买两条香烟。我们挣的钱全部化为乌有。”换句话说，学生运动是追求社会正义的运动；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受重视的社会，感到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理想主义的运动。
当局最初对运动公开支持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感到满意，但随后对运动逐渐脱离共产主义理念而心生恐惧。各大学成为运动的推动力量。美术系的学生转而绘制标语牌；历史系学生谈论现行政治体制的内在矛盾。而我们的语言系则帮忙翻译最新的标语口号。社会正义的呼声很快得到广大工人认同。忽然间出现了私下流传已久的另类观点：共产党干部在市场改革中凭借隐蔽手段享受特权待遇。学运迅速成为反对官员贪污的运动。
还有一个大多数西方媒体忽视，官方也从未回应处理的最终因素——1989年群众运动期间，兴高采烈的自由颠覆了街头每天的公共秩序。自发的街头音乐会，回荡着刚萌芽的中国滚石乐曲。商店向路过的游行者派发小甜点和饮水。摩托车结队穿行整个北京市中心，向成千上万的人欢呼。街头烤肉串小贩推着小烧烤车，简直是无处不在。还有街头肖像绘画和艺术表演等。这些都考验着公共准则和社会保守主义的容忍限度。
但最享受无统一秩序的是我们的中国同学。他们避过门卫，偷偷把我们带进他们的宿舍，急着讨论未来。大家议论的坦率程度，是笔者在中国期间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换句话说，1989年春天的那场群众运动，也是要求个人自由，或几乎是个人享乐主义自由的运动。
在主要交通路口的学生纠察队员，曾经说服执行戒严令的军人返回军营。说到底，北京街头并不存在革命运动。但最后调集的部队来自外地，因此更加难以沟通。他们看似平和，群众也确实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可能对自己的同胞开枪。然而，最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却以惊人残暴的形式发生了，使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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