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法国总统萨科齐与中国上将徐才厚都是“贪腐”例子，但无论从他们的贪腐性质与方式上都有很多差别。在西方民选制度下，每个竞选人上台前都必须筹集竞选经费，上台后还要讨好选民，这个过程中往往涉及与钱打交道的方方面面，很容易被对手抓到把柄或者陷害。不过，萨科齐已经否认指控，这是他合法权力。徐才厚的案子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从小参军当党的乖孩子，上能讨好领导，下能疏通部下，左右逢源，几十年如一日，一步一个脚印爬到了上将位置，玩的是典型的中国式权力游戏。当然，徐才厚对党的处分不会抗拒，他没有这个权力。
显然，贪腐这个概念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有不同形式，但本质都是“破坏社会公平，侵害他人合法权利”。徐才厚虽然破坏了明规则，但却是个潜规则高手，否则无法走到这个高位上，这不得不让我们对于这个制度深思，他个人也是这个制度的产物。而对于萨科齐则刚好相反，制度没有问题，但人性非常脆弱，人民自然会像猫那样玩他这只“老鼠”，这是他选择的一种人生角色，这就是民主游戏规则。按照美国政治学理论，贪腐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权力贪腐”，二是“经济贪腐”，在现实中往往两者混在一起。权力贪腐是中国人有意回避的一个概念，秦始皇强征百万奴工修长城，不需支付工资，却没有中国人说他是贪污；伟大领袖用“我的四百元工资”搞了劳民伤财的“大跃进”工程，竟然不算贪污。在中国人心目中，贪腐犯都是那些非法交易者，而滥用权力破坏经济的却不在其中。相比之下，西方人把滥权看得比贪污更加严重，滥权才是贪污的真正根源所在。如果中国人不明白这点，那么就无法理解“权力经济”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一个社会的主流贪腐形态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从独裁滥权变化成金钱贪污毕竟是一种进步；独裁滥权造成千万人非正常死亡，造成无数人力物力白白浪费，也造成全国人民一穷二白，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某某人的个人权力，而当今的金钱贪污本身就是权力集中条件下经济发展的一种副产品，但它仅仅是经济发展增额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如今权力经济模式中一种“红利”部分，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与结果。中国经济模式就是官僚经济模式，让官僚当经理人，有企业总裁的权力，却没有总裁的分红，这本来就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事情。皇帝让官僚当管家，那是主子管教家奴，与为人民服务没啥关系。中国的封建经济思维导致了这种权力与红利之间的纠缠，财产权无法与经理人分离，政治无法与经济分离，这种情况不会因为徐才厚被制裁而终止。
回顾历史，中国从专制滥权的封建帝国社会转入国际经济接轨制度，金钱侵入了权力，也是对个人权力的一种限制，同时让中国经济发展从“个人意志计划经济“变成了”集团利益计划市场经济“，不得不说是一种社会进步。“秦始皇”不能无偿滥用民工了，虽然无法防止工头们吃空额拿回扣，对于百姓讲钱要好过讲“忠心”；伟大领袖不能随意用政治罪名整人了，毕竟广大民众要考虑自身经济利益，不会为某个政治口号白干活了，这都是金钱对权力限制的结果。如果中国也如法国那样，把权力交给民众，让选举制度限制政客们的贪腐，那么徐才厚们也就不必花几十年买通人脉了，几个月竞选足够决定输赢和去留，中国政治也就实现了透明化，官员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反贪固然好，但这并非当今所特有，封建社会中早就反了几千年，屡败屡战；而民主制度固然在许多领导眼中”不好“，但却让台湾揪出了陈水扁，让韩国揪出了不少历届总统，大家心里自有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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