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忠成中国政坛新星 领袖筛选机制

  李鸿忠（右2）与江泽民之子（右4）合影   　　北京时间11月13日，受到本届领导层青睐的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出席本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即“青马工程”座谈会，对这些“党的事业的接班人”进行谆谆教诲。此一动向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此之前中共决策层已经对自身基层组织作出整体布局，并且传达出极高程度的重视。对于一个以政治为本业的严密政党而言，这本是一件必然之举。只是此种场景令人很容易想到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陈云一代统筹未来数十年人事安排的情状，相似之处是两个时代都遭逢严重的组织和人才危机。

　　人事组织培养体系对于中共长期存在的意义是决定性的，而每一代决策层又都能为其添加上自己的烙印。像李鸿忠一般，在十八大后出人意料地屡屡获得中央重用的同类型官员绝非少数，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李鸿忠现象”正是折射出了这一代中共集体的评人用人思维，以及区别于西方而符合其自身特色的一套官僚体系。另外，如果说李鸿忠代表的是绝大多数的普通官员，那么对于胡锦涛、习近平这一类最高领导人的培养和筛选则又遵循着另一套不同的规则。

　　受中央青睐 李鸿忠成“政治明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经在2013年6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出宏观规划，要求“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而李鸿忠在此次“青马工程”座谈会上的动情讲话也传达出了中共对组织队伍建设的极高期待。李鸿忠表示，不同时代面临不同问题，现在更需要一大批年轻干部、忠诚的共产党人、高素质马克思主义者来应战，任何成果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要善于实践、勇于创新、敢于担当。我们今后要多吃苦，多到基层去锻炼，皮肉之苦是一个方面，关键是精神、思想、意志方面加强锻炼。

　　“青马工程”就是指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通过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等行之有效的方式，提高大学生骨干、青年知识分子等群体的思想政治素质与实践能力，成为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接受李鸿忠这些讲话指导之前，每名学员都配备了乡镇党政负责人作为实践导师，高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师作为理论导师，并在全省27个乡镇基层实践锻炼一个月，暑期还重走了长征路。

　　李鸿忠可谓先行者，因为该省今年的“青马工程”领先于其他省份。事实上，李鸿忠在十八大之后表现一直十分积极，也获得了中央层面的认可。之前多维新闻《中纪委打扫“一号战场 广东烈度猛于四川》统计的反腐数据显示，湖北省在十八大后落马或被调查厅局级以上官员数量达到49人，仅次于广东，高于外界高预期的四川和山西。另外，在响应中央整风方面李鸿忠也跟得很紧，甚至一度被认为走得有些过头。比如为奉行群众路线，他曾在2014年年初前往基层慰问困难群众，并与村民一起煮水饺，吃萝卜皮。在媒体传出习近平打车记新闻后，网络中出现了李鸿忠在火车站人群中赶火车的画面。

李鸿忠一行在红安与群众挖塘清淤同劳动

　　这些事情在舆论中传播甚广，使李鸿忠能够始终游离于风口浪尖周边。因为李鸿忠并不受媒体和舆论待见，起因是发生于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的李鸿忠抢夺官媒记者录音笔并威胁记者的“夺笔事件”，他也因此被贬称为“夺笔书记”。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投票选举中，李鸿忠意外获得一张国家副主席的选票，成为各方笑谈。

　　在“夺笔事件”发生后，李鸿忠已经被外界认定为中共体制内的“负面人物”，后来衍变为一个“戏剧性人物”。如果按照民众媒体舆论的评判标准，李鸿忠绝对不应占据如此高位，担当如此重责。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事件发生当年，李鸿忠即“逆势”被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十八大后，更是作为地方大员的代表参与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件。在最近的中央级媒体中，“李鸿忠”一词十分常见，出现频率远高于其他省委书记，堪称十八大后的“政治明星”。这位比现今政治局常委中年龄最长的俞正声年轻11岁的地方诸侯，未来仕途走向引人注目。

　　中共组织体系自成逻辑

　　在李鸿忠身上，中共内外形成鲜明的一“挺”一“倒”的对比，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中共的人事评判标准遵循其内在逻辑，而并不必然与外界重合。当舆论聚焦于李鸿忠对待记者的粗暴手段，并将其上升到对自由、人权的侵犯时，中共组织系统却更看重他的政绩情况。从十八大后李鸿忠堪称“抢眼”的表现来看，他确实有着一定的执政水平。而且站在执政者的角度看，他在“夺笔事件”中不顾形象敢作敢为的作风，或许恰可被理解为一种值得欣赏的“优点”。

　　务实、强势、敢作敢为、执行力强、注重大局、不为外界所动，当然还有服从中央，是十八大后中共人事任用过程中呈现出的鲜明特点。这在中央层面早已有所反映。在十八大之前的政治局新常委竞猜中，有不被部分舆论看好而入席的人选，也有获得舆论很高期待却意外落选的人物。前者就存在着一些这样的特征。除决策层外，党政军其他层面领域的人事动向也或多或少具有这些共性。比如与李鸿忠同时进京起草三中决定的重庆“六朝元老”黄奇帆，取代“失责”的袁纯清主政山西的王儒林，以及现今晋级可能性甚高的刘源。

　　普遍的分析认为，中共的这种用人取向是受到了习近平的影响，因为他正是这种类型的执政者。这一看法或许有所偏差。一方面，对这种官员的需求是改革乏力、亟需破局的整体政治形势所决定的。习近平的出现也顺从了这一政治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并非完全是这样的官员。作为被最终选择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还需具有一些足以担当领袖的素质和特点。对局势的把控能力是基本，同时还需具有独立性和开创性。只有如此才能带领一个国家向前进。这就意味着，对最高领导人需要采取一种特殊的栽养机制，以区别于对普遍官员的培养所使用的基本组织制度。

　　1982年邓小平一代初掌舵时就开始一步步地搭建起中共的人事组织制度。在组织系统具有崇高威望的陈云十分注重40岁以下党员干部。他解释说，一是年富力强。二是有意识地培养。经过3年、5年、10年，有意识地培养，选出好的人。三是40岁以下的人中间有人才。四是只有40岁以下的人，才了解“文革”初期青年人当时的想法和表现。

　　在中共的组织体系中，40岁左右可谓一个仕途转折关键期。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这一转折期被延后到40岁到50岁。对一般性官员来说，如果是在20岁出头投身政界打拼，20年间的竞争和筛选会导致极大的分野。绝大多数被埋没分散于百余成官员之中，极少数爬升到厅局级，更出众者会进入省部级。这极少数就会引起中央层面的注意，并做出一些有意的安排，或是将其超党规拔擢，或是进行交叉任职磨炼，以备担当大任。例如，40岁的习近平在成为了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43岁的李克强成为河南省代省长，40岁的张德江成为民政部副部长。

　　领袖级人物的特殊筛选机制

　　而在50岁左右，脱颖而出的这极少数进一步分化，其中一小部分开始显露更强的综合素质，具有了某种领袖潜质，并被中央列为国家领导人候选人。在一关键时刻，其个人表现更受关注，细微的分别可能会表现为巨大的差异，而且难免受到许多不可测因素影响。究竟谁要做最高领袖的接班人，也大体上在这一时期有了分晓。如习近平在这一时期被调往上海历练，稍后即携手李克强一道成为中央政治局新常委。此时的接班人选已然明确。而在此之前的那些年里，究竟曾有多少人也曾被列入观察梯队，又多少人被比下被排除，都不为外人所知。

　　最高领袖只有一人，与习李同时入席的现象似乎有所冲突，不过从十八大后的权力设置分配格局来看，这种安排或许早有定论。在中国最高权力核心，是一种“王”“相”合作机制，这比较类似于扑克牌中的大王小王，类似于舰船的船长与副船长。习为主，李为副，二人分工明确，相互合作，形成补充，共同引导中国这艘过于庞大的巨轮的航行。如果将习近平视为最核心，那么习李是第一圈，政治局7人常委是第二圈，政治局是第三圈，中央委员会则是第四圈。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和约束构成一种牢固的团结稳定协调的机制。

　　在决策层的评判组织下，每次换届都是这个集体的有序轮换，各人的位置有别。其过于封闭、严密的特性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经常被指责存在“潜规则”和暗箱操作，但另一方面又能够避免局外影响的干扰。要评判其优劣性，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政治生活与一般社会生活的区别，是否需要一套独立特殊遵循自身逻辑的人事体系。中共的回答是明确的，但是这套体系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十八大后即着意于此，最终成效如何还需拭目以待。　　(麦垛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