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真相：是场失败的颜色革命

 

　　由少数激进派发起的“占中”历经两个多月后，在外无西方公开打气、内有民意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迅速进入终点：运动发起人向警方自首，特区政府清场接近完成。

　　“占中”是香港回归17年来发生的最重大政治性事件。不仅是对“一国两制”的考验，更是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挑战。其背后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以及活动方式和要求特区政府下台、人大常委会收回决定的政治诉求，都显示了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颜色革命”。

　　对这一点，中国中央政府早就有清楚的认识。2014年8月，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一语道破，称“占中行动”是香港版的颜色革命。随后10月1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围绕如何规划这次普选的较量，其实质不是多一点或少一点民主、快一点或慢一点民主的问题，是要维护或夺取香港管治权的问题，其意义不亚于1997年的香港回归。

　　颜色革命是20世纪末期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暗中或公开支持下，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参与者们通常以拥护民主、普适价值等名义，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抵制控制着他们国家的现政权。目前颜色革命已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后来的埃及取得成功。这其中有的是民选但反美的政府，也同样被推翻，比如今年的乌克兰。可以说，颜色革命已经成为西方颠覆威胁自己利益国家的主要手段。

　　无容置疑，冷战后中国的崛起令西方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并直接威胁到西方的切身利益。

　　从政治角度说，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成功的发展模式，而政治制度就怕有可替代性。西方一旦丧失了政治话语权，也就丧失了领导世界的正当性。更难以抵御下一场经济危机。

　　从经济层面讲，西方崛起五百年，它对世界的统治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的：资本的垄断权、工业产品的制造权和原材料的定价权。但中国崛起后，完全将之颠覆：中国对外贷款能 力超过西方把持的世界银行，而且执行的效率也远高于西方；中国制造的工艺品物美价廉，迅速占据全球市场，到今天，20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中国全球第一；中国崛起也令原材料生产国有了更多的选择，甚至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价格就上涨的程度，完全打破西方此前的垄断性地位。

　　显然，一个在政治和经济都威胁到西方的国家，自然是颜色革命的首选目标。从这个角度看，“占中”确实是必然，没有占中，也会有其它类似的事件发生。所以这一次表面上看是占中争取所谓的真普选，但背后却是东西方的又一次硬碰硬的博弈和交手。

　　当然由于中国的强大，西方政府不敢走到第一线直接对抗，也无法公开插手、声援和支持。除了空洞的强调“和平、理性、克制”，泛泛的表达一下看法外，主要是通过培养的代理人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港版颜色革命和其它国家颜色革命最显着的区别。这一点，显然也出乎占中发起者的预料。以至于深陷困境而大失所望的他 们甚至跑到英国驻香港领馆前抗议，进行“占英”。不过这恰恰暴露了天机，令英国十分难堪，不得不请求特区警方强行驱离。

　　不过某些打着人权旗号、西方背景的所谓公民团体以及得到西方庇护的个人，仍然积极投身其间。据英国广播公司10月22日报道，国际人权组织早约两年前已对“占中”进行支持，概念是以非暴力行动对抗当局，通过开设小型课堂传授示威中的行为规范，务求令该运动达致最大效果。担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执行董事Jamila Raqib则指导示威者怎样与警方对话、行动管理、遭拘捕时的反应、以及安排水及食物等物资分发的实际操作。

　　其实美国为首的西方背后支持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据媒体披露，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自1995年起就开始资助香港的反对派组织，多年来资助逾395万美元(逾3000万港元)。NED旗下的“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早在2006年已在港为推动“占中”做准备，并于2007年 启动青年公共参与计划。2012年NED投放46万美元(逾350万港元)给NDI，推动香港学生参与街头政治。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美国中心”，垄断了香港八所大学的通识教材，并于今年三月份举行了两天一夜的“工作坊”，名正言顺地培训大学生作为“占中”骨干。“占中”行动前夕，美国邀请香港反对派头面人物访问，高规格接待并面授机宜；而且，台湾“红衫军”运动领袖施明德亲自赴港为黎智英传授经验，“占中”的组织策划者们多次赴台湾取经，研究如何才能把 事情搞大，把香港搞乱。

　　另外据《亚洲周刊》报道，这一年多来的香港政治狂飙，从占领中环运动的预演到围攻政府总部，背后都是一场“颜色革命”的剧本，而幕后则是香港媒体大亨、被视为“泛民教父”的黎智英，以各种渠道将大量的资金支持那些支持占中的议员和团体。香港廉政公署八月二十八日突击黎智英家里搜查，并掌握他与一些泛民议员的资金往来关系。而黎智英的助理、曾任职美国中情局的马克．西蒙（Mark Simon）家里也被廉署搜查，同日香港工党议员李卓人家里也被搜查，带走一些重要的电子文件。而有关西方势力在香港的大量资金影响政治的管道与流程，也逐渐曝光。

　　其实，香港“占中”行动的目标也暴露它的本质就是要挑战国家主权和夺取香港管治权。香港“占中”行动从起初鼓吹所谓以“爱与和平”方式争取“真普选”目标，到后来的“倒梁”行动，及至目前酝酿的“变相公投”解散立法会，表面看来目标多变，前后不一。但究其本质，反对派及学生激进势力是要推翻人大就本港政改的决定，挑战中央权力。他们把矛头指向中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回关于香港普选的框架决定，要求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下台。因此，“占中”运动的“颜色革命”本质已暴露无遗，人们已清楚看穿反对派挑战基本法，非法要挟特区政府和挑战中央政府，进而夺取香港管治权的政治企图。

　　香港“占中”行动出现了大量暴力行为，在手段上属于“暴民抗命”而非“公民抗命”。事实上，各地的“颜色革命”在具体手法上大体类似：一群狂热青年带头冲散警方防线，继而占领市中心广场甚至政府部门，瘫痪施政，迫使政府下台。香港“占中”运动在手法上与其它地区“颜色革命”几乎一模一样，示威者不但多番冲 击警方防线，更不断挑衅前线警员，极尽羞辱之能事；同时，以冲击政府机构、长期堵塞交通要道等方式胁迫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从手段来说，香港“占中”参与者不断冲击警方，就连警车及救护车进入特首办也要检查，严重侵害私人权利和更大数人的社会经济权利，与真正“公民抗命”的理念，例如不会否定法律、被捕时不反抗等背道而驰，凸显出“暴民抗命”的特质。

　　还需要指出的是，运动爆发之初，西方是寄予极大的热情和投入。西方媒体不吝版面大肆炒作，“占中”领导者之一、尚不满18岁的黄之峰竟然上了美国《时代》 杂志的封面。亚洲版《国际纽约时报》更从9月29日起至10月18日，连续21日，每日均以A1头版报道相关新闻。英国10月4日出版的《经济学人》也以 这次示威为封面专题报道，以“党对人民”（The Party v the people）为大标题，副题则为“共产党面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次必须更明智决策。”。法国第一大晚报《世界报》更发表社论，直接把这它上升到“对抗北京的民主运动”这样的高度，并声称“当局对目前的局势负有全部责任”。尽管“占中”群体自我否认，但并不妨碍西方媒体以“雨伞革命”、“香港之春”来命名。至于美国之音、BBC、德国之声等西方主流传媒也极尽吹捧能事。

　　纵观历史上的历次颜色革命，为配合英、美政府颠覆他国政权之目的，西方传媒一定是打头阵，一方面塑造出争民主、保自由的勇敢“斗士”形象，另一方面则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极尽污名化他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之能事。

　　只是中国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应对有方，占中者频频失策，特别是对民意严重误判，面对的是一边倒的反对，难以为继。更为重要的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上任以来，施 政雷厉风行，迅速回应民意，无论是反腐、注重民生、深化改革还是依法治国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得到了中国百姓的拥护，西方把香港颜色革命引入内地的图谋落 空，西方不得不迅速与“占中”切割，保持距离。

　　其实，“占中”的失败也显示了西方对中国的误判。事实上，除了中国实力能够阻止西方的公开介入外，多个因素都已经决定了占中的命运。比如中国人大常委会8月31号的决议完全符合《基本法》，也完全符合中英联合声明。这一点其实各国都心知肚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协会演讲，被问及香港问题时，表示“在英国殖民时期，香港从未举行过选举”，并称这是香港和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必须以符合香港利益、不伤害中国利益，符合法律和基本法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反对外国干预。

　　再比如，虽然占中的真正目标是大陆，但今天的大陆百姓已经不是八十年代仅仅几个理念就能忽悠的，他们已经目睹了苏联解体悲剧、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惨象、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后果、阿拉伯之春的灾难以及台湾民主化之后的闹剧，整体上对“占中”是不赞成的。

　　当然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当“占中”引发的经济破坏力释放之后，民意迅速逆转，出现了“反占中”。

　　据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鼎鸣估计，截至10月3日，占中共造成经济损失3500亿港元（不包括未上市企业及香港旺市商铺等零售企业的损失）。虽然“十一”黄金周期间香港旅游发展局的登记游客数量达115.995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8%，但抗议导致很多商店关门，香港出现自2003年以来首次黄金周零售额下降。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麦瑞琼指出，黄金周期间受占中影响，中环、金钟、铜锣湾及尖沙咀等区的销售额全线报跌，生意平均按年急跌10%至45%，部份如只有一、两间分店的钟表店，生意更大减80%，表现令人失望，担心中小企一旦出现现金流不足，会出现结业危机。

　　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意对“占中”的压力越来越大。2014年11月19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结果有近五成半受访者反对“占中”行动，而支持者则只有28%。另外，83%的人认为应该停止“占中”行动，认为应该继续的人只有13%。当被问到香港特区政府应该 采取清场行动还是维持现状时，68%的受访者赞成政府清场，认为应维持现状的只有25%

　　应该说，西方也不是没有明白人，或者也有不装煳涂的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私人秘书、英国议会上院议员查尔斯·鲍威尔于10月5日表示，香港已经拥有广泛的自治权，自治程度远超当年英方和中方就香港问题开展谈判时的预期。香港享有比中国任何其它城市都更优越的条件。鲍威尔认为中国政府从未改变对香港选举的立场，香港的抗议者“不切实际”。并且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这是底线。

　　深受颜色革命之害的埃及则理解的更为深刻：其驻香港总领事法赫米8月17日表示，一旦发生“占领中环”，香港恐将步埃及后尘，持续动荡，令外资撤走，游客剧减，投资者信心恐难短时间内恢复，经济和形像都将大受影响，“希望香港年轻人可以理性看待问题”。

　　虽然“占中”以失败而告终，但东西方的博弈并没有结束。西方仍然会利用各种机会发动颜色革命。香港只不过是又一个尝试。当然，有这样的压力某种程度也不是坏事，它会时时提醒执政党危险的存在，进一步提升国家的政府的治理能力。而当中国崛起完成之时，也就是颜色革命寿终正寝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