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的第三份施政报告虽然着墨最多的经济、民生，但最出彩的是政治。北京官方媒体和本港亲共报章争相对梁振英批判《学苑》点赞，证明梁振英又一次搔到了中共的痒处。在香港社会冲突加剧之际，北京和梁振英不是着眼于回应民意、平息政争，而是主动挑起新争端、开辟新战场，目的何在？利益何在？
对梁振英的施政报告，北京官方最高级别的回应当数《环球时报》的社评。社评以「『港独』荒诞不经，却不可当笑话看」为题，盛赞梁振英点名批判《学苑》，是「首次批评香港自立自决之说」。最能反映中联办立场的本港亲共报章的标题则集中于「施政报告捍衞一国两制」、「特区政府绝不姑息港独」、「施政报告刺向港独要害」。
中共舆论如此撑场，梁振英昨日自然要加把火，明明白白地批判《学苑》「不只一次提出港独专题」。但他没有回应两个问题：其一，是否因施政报告没有重大内容，而要藉批斗港独转移视线？其二，讨论香港应否自立自决犯法吗？英国苏格兰、加拿大魁北克、西班牙直布罗陀为甚麽可以举行主权公投，未被视为犯法而遭镇压？
前一个问题直指梁振英批《学苑》的动机，后一个问题直指梁振英及中共的价值观、法治观与国际社会的差异。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民调显示，梁振英的这份施政报告得分只有49.5分，是继二○○四年董建华施政报告后再次录得不及格分数。这其中有梁振英民望低迷的因素，更因今次施政报告未有效回应民意，推动政改无心无力，提振经济苦无良方，改善民生只顾眼前，反而前所未有地挑起意识形态斗争。
综观中共近两年的政治动向及近期针对香港佔领运动的反应，梁振英批《学苑》显然不是独立事件，而是中共把意识形态斗争引入香港的步骤之一。如果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的「一国两制」再启蒙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批评香港教育的「毒豆论」，只是对特区政府在意识形态斗争提出正反两面的原则，那麽，梁振英批《学苑》就是兼顾这两个原则的实战，为《学苑》贴上港独标籤后，可以继续妖魔化相关的人和事，再提升到民族大义、国家安全的高度，让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对立、分化加深，从中凸显加强管治的需要及个人的政治正确。
再往深一层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后两度针对意识形态问题撂下重话，一次是「七不讲」（大学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另一次是「砸锅论」（绝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重点都是针对内地高等院校，因此才有《辽宁日报》派记者暗访二十多所大学，批评老师在课堂上抹黑中国。梁振英向《学苑》开炮，手法一如内地落实习近平整肃意识形态指示，既是再次向习近平及中共鹰派表白要做中共板荡忠臣的决心，也是转移舆论焦点以掩饰其施政无能，为他角逐连任特首铺路。
香港议会内外要求梁振英下台的呼声持续，虽然难以促成梁振英在政改方桉出台前后提前下台，但其中所反映的梁振英管治危机也是中共不能不正视的。哪怕梁振英今次施政报告政治正确可以得到中共舆论盛赞，但这只是梁振英有机会角逐连任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充份条件。讽刺的是，董建华二○○五年一月发表施政报告后，港澳办曾发声明赞誉报告「贴近民意、稳健务实」，但在两个月后董建华就脚痛请辞。前车可鑑，梁振英如果想以发动意识形态斗争向中共邀功，如果想以批判香港青年、批判香港大学生作为紧跟中共整肃意识形态的起步点，只会加深香港社会的裂痕，加剧港府的管治危机，到头来只会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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