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迷局 明星官员背后的中共之殇

　　“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三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曾经被《人

物》杂志如此描述的能吏“仇和”，终于还是在官场仕途的快车道中令人意外地跑偏。2015年3月1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记者会结束后不到20分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一纸公告，让现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成为中共两会后的落马第一人。这不啻于平淡无趣的两会后的平地惊雷，引爆了媒体和舆论圈。

　　作为曾经的明星官员，关于仇和的报道已经很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初入仕途的仇和，一定也满怀政治理想和抱负，欲在官场一展自己的才华，但是最终，他却在反腐风暴中落马。仇和为何被查？是官商勾结涉嫌贪腐，还是与白恩培结党营私被白案波及，抑或是受不健康的云南官场生态影响不能洁身自好？仇和这颗政坛明星的陨落，是他的个人之殇，还是中共的制度之殇？我们在为这样一位官员也难逃贪腐怪圈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希望有能多的能吏可以坚持正道，善始善终。

　　落马毁誉掺半

　　2015年3月15日，中纪委一纸公告，宣告了仇和这位政坛明星仕途生涯的结束。外界多称仇和仕途从江苏省宿迁市开始，其实，在相关地域民众的眼中，仇和的出名是和沭阳县绑在一起的。地处苏北的沭阳曾是江苏最贫穷落后的县之一。前任县委书记大多是踌躇满志而来，偃旗息鼓而去。但是仇和破除了这个魔咒。1996年宿迁市建市，沭阳县并入该辖区。当年年9月，仇和任宿迁市副市长。三个月后，他主动要求担任沭阳县书记。4年后，那个当年被很多人认为“就是神仙来了也搞不好”的沭阳县发生了巨大变化：580多公里的水泥路面交通网从无到有，破败凋敝的县城、集镇建设一新，上千家加工企业“冒”了出来，还有240多名问题官员被抓或被处分。

　　2004年，《南方周末》一篇题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让仇和在宿迁尤其是沭阳县的一系列激烈的改革手段一度成为媒体爆炒的话题，仇和的名字在互联网上点击率极高。11年来，仇和身上有其独特的标签：个性官员、明星官员、铁腕能吏，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在其发迹的江苏宿迁、仕途终结地云南昆明，仇和被中纪委“秒杀”的消息，让舆论形成鲜明的对立。在昆明，有官员称其落马是“应该”；在宿迁，更多的声音是“惋惜”和“惊叹”。

　　对此有声称，同一个官员，为何在江苏为政10年风生水起造福一方，得到了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的提拔，并且得到了官场同僚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就算有争议也几乎都在于他的执政方式是否太过野蛮粗暴急功近利，几乎没有人认为仇和会涉及贪腐。但是在云南仇和却成了官场和民间痛恨的酷吏贪官、被老干部锲而不舍的举报对象，被民众聚集抗议，并最终被官方定性为“违纪违法”？是仇和携功自傲并最终走偏，还是他在云南不健康的官场生态中不能洁身自爱自甘堕落？能吏仇和殇逝之谜令外界费解。但是显然，大家都认为绊倒求和的绳子应该在云南。

　　官商勾结涉嫌贪腐？

　　求和落马后，有媒体曝光江苏沭阳籍神秘富商——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的商业版图，几乎是跟着仇和的仕途在扩展的时候，暗示仇和可能涉贪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在“打虎”新闻上屡有曝料的财新传媒刊文称，仇和牵扯到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问题。

　　2003年前后，祖籍沭阳县的浙江商人刘卫高在宿迁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在当地开办了公司并结识了仇和。2005年8月1日上午的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项目奠基仪式上，仇和带着宿迁市委市政府的班子悉数出席，刘卫高的头衔也从之前的浙江芬莉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变成了江苏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由此，刘卫高在宿迁开始被人称为“刘半城”，寓意在宿迁这个新兴地级市中，有一半的城建工程都是由他完成的。之后刘卫高在宿迁的一连串业绩堪称闪亮：克拉嗨谷、运河文化城、运河金陵酒店等一大批投资达数十亿元的重大项目陆续落成。

　　2007年年底，仇和调任云南昆明市委书记。据称，仇和要在昆明复制一个“宿迁模式”，他的老朋友们纷纷被请到昆明。刘卫高的江苏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也成了昆明市的重点招商引资对象。在宿迁的成功及与仇和的前期结缘，使刘卫高在昆明备受重视。据说，在当地考察时，市里每每派出副市长级别的官员接待和陪同。

　　2008年5月，刘卫高在昆明成立注册资金高达5亿元的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被普遍认为是绊倒求和的“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中，云南中豪对外声称总投资350亿元。刘卫高准备在仇和主政的昆明再次复制“义乌小商品市场”。按照昆明高层的意图，这个新建的小商品市场一定要“上规模”，一期的建筑面积就要达到300万平方米。该项目开工时，在仪式上，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再次带领昆明市诸多官员出席。

　　但是在外界称为“新螺蛳湾”的项目开发过程中，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暴力拆迁事件——在建设中多次爆发拆迁人员与当地村民的暴力冲突；非法占用耕地问题——这一问题在仇和治下，根本就没有被其视为问题；上万数量的原商户动迁问题——很多补偿和安置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但这些并不是仇和违法违纪被查的主要原因，知情人士表示，其被查主要原因是在城中村尤其螺蛳湾项目中存在官商勾结，部分江浙商人难逃干系。另有知情人表示，新螺蛳湾项目绿化当中，很多价值不菲的观赏树木均是远路从江苏运抵昆明，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问题，有待权威机关调查。

　　白恩培的亲密战友？

　　在仇和的云南仕途生涯中，被媒体称为“反腐斗士”、92岁的云南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长期在举报仇和，尤其是云南前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后，杨维骏更指“白恩培的亲密战友就是仇和”。2014年8月，因为“严重违纪违法”，白恩培已经被官方公布开除党籍和公职。在其2011年8月被调任人大前，白恩培和仇和有近四年的工作交集，白是仇的直接上司。

　　有评论称，白恩培主政云南十余年，但是最初云南经济却是逐年下滑，2000年和2001年更是连续两年增幅全国倒数第一。白恩培也曾努力想让这个落后的边疆民族省份加快发展。仇和刚到云南时，白恩培正大力推广“大云南”策略，这曾遭到杨维骏的极力反对。杨维骏也最担心仇和到来之后继续这一方针。杨维骏的担心不久就得到了应验，“仇和来昆明，与白恩培关系不错，白恩培决策，仇和更多的是执行者。”

　　相比白恩培的“大云南”计划，仇和推行的政策更进一步，首先发起了昆明历史上最大的城中村改造计划，先后启动了8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是否在仇和到云南后，白恩培想要借助“仇和新政”给自己的政绩填上光彩的一笔，从而让两人暗中结成了某种不可告人的同盟？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根据杨维骏提供的资料，白恩培离任云南省委书记之前，按照白的部署，省委书记之职原定由仇和接任，省长则从其他地方选任。这一方案遭到省委很多老领导的坚决反对，因为支持人数少，最终未能如愿。“2007年，仇和来昆明，提出全域城镇化。2010年省委书记换届，白恩培希望仇和接替他，（上面征求意见时，）我没有支持仇和。仇和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但被逐渐边缘化。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出事后，仇和又开始活动起来。”

　　仇和落马同日下午，一位曾经采访过仇和的媒体人透露，春节前（2015年）还曾与仇和通过电话。电话里，仇和说，“我是被一路举报，但是我的仕途却是一路惊喜……。”这个话题，引发了外界对于仇和官场伯乐——李源潮的议论。如今，惊喜变成了惊诧，仇和是否在官场有结党营私的污点？有待时间的验证。

　　官场生态的牺牲品？

　　对于仇和的落马，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发表评论称，这意味着中国大陆改革的“绿林时代”终结了。文章称，什么是“绿林”？就是无视法律，不要规矩，杀人放火受招安。这种改革初期粗放的治理思路，在某个阶段为冲破固有体制的束缚起到了不小作用。但这个破坏旧体制的过程，伴随的是日渐庞大的任性权力。

　　权力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样，你赋予它更多的自由，带来的可能是推动社会的变革，但也很可能带来的是尾大不掉的恶瘤。文章认为，这个现象在仇和等官员身上，也是如影随形。任性的权力让他们变成了“改革先锋”，也堕落成了偏执的权力盲从者。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约束权力的任性，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顺畅运行迫在眉睫。

　　仇和曾被号称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个性官员”之一。自他从政以来，不管是在江苏还是在云南，仇和多次施行和发布一系列让人惊讶和意外的政治举措和命令，这让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仇和是酷吏，有人称他如青天，有人说仇和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仇和“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并引起媒体对“仇和现象”的讨论。

　　在官场起步地沭阳，仇和做了四件事：修路、种树、推广城镇化和发展工业园区。据当时媒体报道，全县黑色路面只有五六十公里。而在仇和主政三年后，包括黑色路面、砂石路在内的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2200余公里，是三年前的几十倍。大兴土木，必然财政紧张。如此倍增的修路计划，底气来自之后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那个决策：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当时的一篇媒体评论认为，仇和的做法，即便真的是想通过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推动中国农村基层负重难行的落后现状，但他的行为模式仍然违背了基本的社会工作规律。

　　出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后，仇和在某些时刻，仍以“官场异类”示人。在2009年12月28日召开的昆明市领导干部大会上，新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发表了这样的感言:“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有评论称，从仇和的“八无”感言中，我们不难体味到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胆英雄气息，但是仇氏“新政”并没有脱出“一把手”的长官意志。他是用传统的人治手段推行自己的理念，以至于在查官员是否在岗时查到下属如实回答“我在尿尿”。

　　在经济改革上，仇和显然是一位自由市场经济的追随者。仇和在宿迁时的秘书谢新松说，仇和博览群书，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文版就看了7个版本，《世界通史》看了3个版本。在宿迁任职期间，仇和曾在很多场合推荐《政府的革命》一书。他说，“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就是把宿迁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2006年，当仇和升迁江苏省副省长时，波士顿大学的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就发表议论说，仇和的升迁引发了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但是“中国可要比宿迁市大得多”。

　　早在11年前，就曾有大陆知名网络作家马伯庸在大陆社交网站天涯论坛的关天茶舍板块开贴，对“仇和现象”进行评论。这篇题为《假如仇和是个贪官……》的帖子发布于2004年2月12日，文章指出，仇和在施政过程中，不论是官僚们的反对还是老百姓的抗议，都不能阻挡他的决策，这种“自恃位高权重，独断专行”与慕绥新、马向东在沈阳的作风如出一辙。

　　马伯庸表示，从“仇和现象”中还能得到了另外一个启示，就是中国仍旧没能走出“人治”的传统阴影。“仇和并不是神，他也能犯错，也能腐败；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监督与群议制度加以限制，很容易会因为缺乏足够理性的决策导致灾难。”在帖子的最后引用了《走向共和》的语句：“国家的富强与长治久安，并非是几名明君清官就可以解决，重要的是制度。成者，制度之功；败者，制度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