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润南：六四后我与胡锦涛分道扬镳

　　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曾是原北京四通总裁万润南的学长。1989年六四事件后，万润南流亡海外。本文是他回忆与胡锦涛从同学相知到分道扬镳的往事，是一份珍贵的史料。万润南在文中坦言，“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本文选自《清华岁月》，作者万润南，原题为《我的学长胡锦涛》。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渡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文艺社四名政治辅导员中的大帅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同胡锦涛南下串联沿江而下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332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奇妙地觉得与有荣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八九之后人生轨迹趋于两极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帮，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今后我大概不会再写此类文章。那么多人在写，并不缺我这一个。我想写点自己想写、也只有我能写的东西：说我自己的故事。我计划写大约一百篇《清华岁月》、一百篇《四通故事》、一百篇《流亡生涯》。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有人读了我最近的文章，说：“万润南，你大概是不想回去了？”是的，除了我年过八十的老父老母，那边已没有什么是我可牵挂的了。前一段，母亲急性肺炎连续发高烧39.6℃，医院发了病危通知。许多至诚的朋友帮忙安排我回去。我也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朋友的情谊，我是点点滴滴，都在这里心领了。